周培康大清早就坐着黑色奥斯汀轿车赶到了恒昌机器制造工厂。工人们早已集结在厂门口等待着搬迁。应奎元和大师伯正在指挥着工人们把机器工厂的机器装运至苏州河南的公共租界内。周培康看着机器陆续都装上了卡车，一辆接一辆地往码头驶去，便放心地去体育场找工厂内迁委员会的林济雍主任。他赶到林济雍的写字间，只见门前挤满了要求西迁的老板们，正在你争我抢地要求西迁。
前些日子，林济雍苦口婆心地劝老板们西迁，还答应给付运费，这些老板们就是不肯挪动一步。日本人一掼炸弹，把上海滩近半的工厂都炸成了废墟，老板们这才心急火燎地要求政府给予帮助，尽快让他们的工厂西迁。
林济雍坦率地告知老板们，政府补贴的迁移资金早已用光了。而且，政府能调动的轮船都要首先抢运军队和兵工企业，民营企业要想西迁的只有自己去找轮船了。林济雍指导老板们先把物资运到到镇江，换了民生公司的大轮船再到武汉，所需费用只有自己承担了。而且，与军工无关的中小公司自行内迁，得不到政府的分文补贴，也不会拨转安置新的厂址，一切后果均自负。
周培康听得这话，盘算着只有自己去租苏州河上的木船了。他委托大师伯去找江苏帮租木船。大师伯求爷爷告奶奶地好不容易找到了三十多条木船，付了租金，定好了转运的时间，便前来装运机器。
周培康带着装满了机器的卡车赶到了码头，果然有三十只木船驶进码头。可是木船刚一靠岸，一大群难民疯狂地挤占了木船。周培康下令工人们赶走难民，可是无论工人们怎么赶，难民们都不肯离开木船。周培康无奈，只得让卡车返回工厂。他只得再去寻找木船。张工长说他有一帮在苏州河上混饭吃的朋友，能帮忙找到木船，只是价格略高了些。周培康即全权授予张工长去办理此事。
张工长找了青帮的兄弟们，说老板愿出大价钱，且先付一半，只要把机器运到镇江，换装上民生轮船，即刻兑现全部运费。青帮兄弟听得有大钱可赚，自然肯卖力气。帮主爽快地答应：三十条木船，明日上午到杨树浦来装机器。
周培康先把机器运到苏州河边的码头上，指派了工人守护着。翌日，果然有三十只木壳船停靠在码头边。周培康乘着天黑指挥这工人把机器设备装上了木船。周伯夷和周毓隆带着一批技术人员去重庆建厂。周天瑞为保安全起见，请大师兄把伯夷两兄弟送到镇江。临别时，周伯夷戏谑对兄长说：“你是太子不宜枉动，而我等生来的奴才命，唯有我们去赴汤蹈火，攻城略地。”
周培康扶着两位弟弟的肩头，说：“别再卖嘴了，西去可是得历经千难万险呢！这阖家的三分之一家产都寄予你俩的身上了，还须万事忍让谨慎小心，以家业为重……”
“兄长放心，我兄弟俩自当兢兢业业，谨慎小心，把工厂建成管好的。”周毓隆说。
周培康以低沉地声音，说：“你们到了宜昌，不管情况如何都要适时来信，以免家人挂念。”
“兄长放心，我会及时把情况报与家人知晓的。”周伯夷说。
周培康挥挥手，说：“嗯，去吧。带上工人去轮船码头吧。”
周伯夷兄弟俩领着四十五位工人直奔轮船码头，坐上了到镇江的轮船。苏州河畔，周培康在护送着运送机器的技工们。三十名技工随木船同行，每条木船上有一名技工以确保机器设备的安全。木壳船渐渐远去了。周培康向技工们挥手致意，眼泪不由自主地顺着脸颊跌落在胸襟上。
上海开战后，国民政府即西迁重庆，政府机关大部分和军事统帅部却在武汉。武汉实际上成为当时全国军事、政治、经济中心和战时首都。当时中国的军事力量集中保卫武汉。大公报上登了宋美龄在汉口的申鑫纱厂的讲话：一个纱厂可养一师兵，不容不搬。纱厂的手工锭子一千锭，未必抵得了一个机纱锭子，可见机器纺纱对国家的重要性。工业对国家来说是命脉，有了工业，国家才能强盛。
一月之后，周培康接到周伯夷兄弟俩寄来的信，说已在宜昌临时借用仓库做工厂，已经开工生产，至少眼前工厂还算安全的。
然而，日本政府及中国远征军总部都以为只要攻陷武汉，中国军队便会停止抵抗投降日军。于是，日本御前会议决定，迅速攻取武汉，迫使中国政府屈服，尽快结束中日战争。日机又飞临宜昌狂轰滥炸。
国民政府要求把宜昌的人员物资全部抢运到重庆。于是，抗战史上被称之为中国实业的“敦克尔克”行动开始了。工人们冒着飞机轰炸的危险日夜拆装机器，只要飞机一来，工人们便都伏地躲避；飞机一走，再继续拆装机器；即使是机器上还有工友们的鲜血，机器旁边是即是工友的尸体，也丝毫不顾。
川江上大型轮船为军队所控制，专运官僚们财物。重庆朝天门码头，一群穿着华贵艳丽的太太们从轮船的舷梯下来。走在前面的贵妇人手提着一只皮箱跌落在地，里面全是美钞黄金，当兵的蜂拥而上把财物抢得精光，太太跪地大恸。
川江上大小轮船不停地运送着各类机器设备到达重庆。周伯夷和周毓隆正站在川江边上，望着那纤夫们拖着竹筏编成的纤绳，拉着装满了设备的柏木船，喊着川江号子，在崎岖的河道上一步一拧地行走着。柏木船的老板站在他们的身边说：“柏木船能载五六十吨货物。船上有一舵工掌管后舵，开船停船均听其指挥；掌梢也叫领江，掌管前舵助后舵拐弯；十个艄公摇桨；约三十多名纤夫在岸上拉纤前走。”
“那得走上几天才过三峡呢？”
“宜昌至重庆水路长一千三百里，险滩不下七十余处。下行船能日行三百里。上行船只能装柏木船载量的六成货物，啥辰光能到达目的地却要看天气和运气。无风时日行才五十里；顺风时，扬帆每小时能走五十里；遇到险急滩时每小时只能上行二丈，甚至寸步难行。最难过的要数八十里长的巫峡。两岸峭壁数百尺，纤夫无立足之地无法拉纤，只有静候风力。顺风时只需一天便可过巫峡，但有时候数日无风，只能等候。”
三峡行船，全靠纤夫拖着船上行。纤夫们弓着腰，头几乎碰到了河道上的岩石。随着一阵阵的号子声，纤夫们赤脚蹬在岩石上，用力向前迈进着，汗水顺着躯体淌落在纤道上。突然一根用楠竹皮编成的，粗约一寸五分的竹蔑绷断，几个纤夫摔倒在纤道上；紧接着又一根竹蔑也崩断了，纤夫们赶紧砍断另两根竹蔑纤绳，让船顺水漂溜回到下面平坦处的河道上打着旋。
纤夫们从船上取来了新的竹篾纤绳拴在了船头，又开始新一轮的拉纤。然而拉到险滩尽头那个大坡度的隘口时纤绳再次断裂，一切又得从头来过。
周伯夷无奈地望着船队，仰天长叹。周毓隆伏在哥哥的耳边说：“你何不派人去弄些酒菜来让纤夫们吃了再拉呢。”
周伯夷说：“这山川险滩中到哪里去置办酒菜呢？”
周毓隆笑道：“这事我来办吧。”他到船上的行李中取了几个梅林牌猪肉黄豆罐头和几节香肠，外加一袋烧饼，又摸出两瓶七宝大曲，一并递给了那纤夫的头儿。
那纤夫头叫来纤夫收了食品，抱歉地说：“不是我们不卖力气。这条船不知装的是啥东西，这么沉重的。你看么，别的船都拉过去了，没断一根纤绳，就是这条船，拉一回断一根纤绳。这都断了三回，我的纤绳都断完了。”
周伯夷陪着笑脸说：“这条船里装的是剪钢板的剪床，吨位是重了些。你们吃些酒食歇会儿再拉吧。”
那纤夫头转身招呼纤夫们聚拢来吃两口酒食。众纤夫们传递着酒瓶喝着酒，就手捞起罐头里的食物塞进嘴里。酒干食尽，又喝了茶歇息了半个时辰，纤夫头方起身吆喝道：“歇够了，日头也快偏西了。兄弟们，换了纤绳把这船拉过去嗦！”
“要得！”众纤夫们回应道。
众纤夫再次拉起纤绳躬身向前行。眼看就要越过险滩，一根纤绳又绷断了，紧接着另一根也断了，纤夫们顿时都泄了劲。船被逆水一卷，便侧翻进了深潭中。
柏木船老板朝周伯夷和周毓隆摊开双手，说：“完了，机器已坠入水中，只有在此做个记号，改日再来打捞了。”
周毓隆无奈地说：“也只能如此了。”
柏木船老大说：“前程更艰险，还有半个多月的行程。我看你们兄弟俩还是坐汽车先行吧，别跟着我们受苦了。”
兄弟俩只得背上行李向船家挥手告辞，去搭乘长途汽车赶往重庆。
周伯夷和周毓隆坐上汽车赶到了重庆，便去工矿调整委员会备了案，委托他们调配人员来打捞机器。民营企业直到一九三九年春，才全部从宜昌运到重庆，其时，官僚企业已占优势区域开业生产。交通方便的地区已被官僚企业占据，民营企业的机器只有在远离城市，环境条件较差的地区作为厂址。工矿调整委员把他们安置在嘉陵江和沱江两江河谷地带，说是这里便于充分利用水运。
从长江沿岸东起唐家沱西至铜罐驿，依次散布着数十家工厂。这里有一个建在山坡上的废弃的学校，有一排排塌了顶，断了墙，举头望星月，低头见蛇鼠的平房。周伯夷和周毓隆俩人到附近的山村里招来了杂工和工人们一起清理了平房，买了砖瓦木料修缮房子，又平整了道路；又买来了木料打造各类家什，忙了一个多月，方才把厂房及工人们的宿舍安置妥当。周伯夷便给父亲发了电报：“已到达重庆，以旧学校拓建工厂。一切均好，勿念。”
半个月后，船老板雇人把打捞起来的剪床分装在两只木船上运了上来。周伯夷和周毓隆带着工人们到了江边，用木桩当滚轴，几十名工人肩扛手推地硬是把剪床拖到了平房中。工人们把机器设备安装在刚刚修缮完毕的平房里，用旧衣衫擦拭机器，重新加注机油，更换了被浸泡过的电机，接通电源一试，剪床完好无损照样能使用。工人们兴奋地把机器逐一开机调试，刚运转几分钟就断电跳闸了。周伯夷无奈地对周毓隆说：“这变压器容量太小，带不动机器。明日去工矿调整委员会找官老爷们解决吧！”
周伯夷和周毓隆两人天色微亮便起身赶路，步行着去重庆。兄弟俩走了几十里的山路，到了达重庆已是下午了。兄弟俩好不容易找到了工矿调整委员会。接待他们的许副主任慢条斯理说：“这种情景到处都是。你们还算是幸运的有一长排平房可居住，很多工厂的机器设备都淋在雨中无处安置呢！至于电力不足，那更是普遍的现象；必须更换老旧的、仅能照明用的小变压器，可如今到哪里去寻大的变压器呢？我自然会向上面打报告的，要求调配大功率的变压器。这是需要时间的，你们且回去等着吧。”
“许主任说句话很容易，而我们开工厂的却要承担百余名工人的吃喝住行；不开工，每日都消耗着千余只银元，时间长便消耗不起了。”
“你也不必拿这种话来逼我。国难当头，谁都有为国出力的义务。这么大量的工矿内迁，要安排的事情何止万千，都如你这般死缠烂打的，我们还怎样工作呢？况且，我们也是凡人一个，许多事情都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毫无办法的。你要实在急的话，去找蒋委员长批个条子，那就啥都能解决了！你要是没有这么大的面子，那就回去安心等着吧。”
兄弟俩只得垂头丧气地回河谷等着，这一等又是一个多月的时间。周伯夷和周毓隆望眼欲穿却也见不到有人来换变压器。他们只得再次凭两条腿走上几十里路，去重庆找许副主任协商。许副主任还是那句话：回去等着。军工企业就快安置妥当了，很快就会轮到民营企业了。
两个月后，沿江两岸陆续盖起了一大片平房，更多的兵工厂搬进了这里，才看见几辆大卡车运来了变压器，来更换变压器的竟是上海的电力公司。周伯夷和周毓隆亲热地邀施工的工友们到食堂里喝杯老酒。变压器装好了，机器能够正常运转了，可原料始终没有运到。周伯夷又得去重庆要原料。那位许副主任告诉他：以恒昌机器制造工厂的技术实力制造大炮坦克都是可能的。但生产炮管需高品质的无缝钢管，这就是兵工厂该做事了。你们就生产配件吧。钢材原料由政府提供，生产的产品政府统一收购。周伯夷觉得这是旱涝保收的好事情。你政府给原料收产品我就开足马力生产就是了，只要你能及时付钱就行。
二十多天后，才有人通知说，快到江边搬原料。工人们带着撬杠绳索来到江边。只见船上运来锈迹斑斑的钢材。工人们肩扛手提地把钢材卸在了江边。有人大喊道：“日本人轰炸了，快卧倒！”话音未落，一排排炸弹已从天而降，落在了江水中炸起一排排水柱。敌机飞走后，工人们再也看不见那条运钢材的船了。江面上漂浮着轮船的残体，顺水而下。那些船工们都不见了踪影。工人们神情惨淡地扛着溅有船工们的血迹的钢材，艰难地往工厂走去。
周伯夷神色忧郁地走进了自己的写字间，周毓隆亦步亦趋跟在他的后面。周毓隆怨恨地说：“这里哪能搞生产呢！要啥没啥，死了人都没有人管的，如何办得工厂呢？”
周伯夷垂头丧气地说：“已经是这样了，抱怨有什么用呢，还是耐心地等着吧。只要拿到政府的订单，那就啥都会有的。”
周伯夷隔三差五地到工矿调整委员会找许副主任，问何时能把原材料发来。许副主任说：“不是已经发了钢材了吗？”
周伯夷哭笑不得地瞪着许主任：“仅三五种钢材，便可生产了吗？生产机器可是需要上百种原材料的！”
那副主任翻着白眼说：“现在建制都乱了套了，各部门连主事的人都找不到，我到哪里给你找材料去？”
周伯夷问：“那让我们迁来干啥呢？”
许副主任不耐烦地说：“你在那登记本上把所要的材料登记上，回头我再派人去找货。”
“那啥时间能有消息呢？”
许副主任厌烦地回道：“你去等着就是了。我这里每天要接待多少人啊！都像你这样喋喋不休地问，我还不得累死啊！”
周伯夷恼怒地说：“我下面有百多名工人要吃要穿的，每等一天就是一天的费用。你随便说一句话，我就得花费大量的银元呢。”
许副主任翻着白眼说：“你说这些没用。你也不用对我发脾气！你若有本事自去重庆黑市找材料去。”
周伯夷实在忍耐不住，指着许副主任大声地说道：“你就是那茅房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如此对待我们内迁的工厂，岂不寒了工商人士的爱国之心吗！”
围观的人群中不少是前来要材料、要房子、要电力的老板们，听得此言也都纷纷指责许副主任官架子十足，不体谅内迁工厂的艰难处境。正闹得不可开交，出来一位精瘦的白胡子老头，自称是全国工厂迁移委员会的胡主任。他劝说周伯夷先回去等着，原料、粮食、生活用品都会逐步解决的。国难当头应团结一致对外，不可意气用事，啥事没做成自己的内部先乱了起来，会坏了抗日救国的大业。众人无奈，相互道别后分头离去。
重庆的金融、原料、市场，全为官僚资本所控制。民营工业完全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官营的工厂分到交通方便的重庆市郊，民营企业分到山上凿洞建厂。官营的工厂拿到的是利润优厚的军工订单，民企工厂只能为官营工厂做些零配件加工，无独立经营余地。
工厂不能正常开工，生活水准低劣。众人离乡背井从千里之外的大上海来到这穷山沟里，食物奇缺，没有蔬菜和米饭；仅靠红薯、玉米粉糊糊充饥，工人的情绪越来越坏。周伯夷和周毓隆到附近的山村里买来了些榨菜、酸菜、豆瓣酱和少量腊肉来改善工人们的生活。幸好两个月后，工矿调整委员会答应工厂所需的原材料由政府统一调拨供给。工厂生产的产品也由政府统购统销，确保内迁工厂的正常运转。不久，原材料和生活用品陆陆续续地运到了沿江两岸的工厂。沿江两岸各家工厂渐次都开了工，工厂才正常运营了起来。
周伯夷深知：民营企业是无法改变现实环境的，唯有吞声忍气地挣扎着，好歹已经开工了，工人们的吃喝已能解决了。国难当头，唯有忍耐才是求生之道。一年后，沿江两岸逐步建成了战时工业基地，成了民国经济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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