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的张国焘，其利用“投毒案”和“离间信”两个问题发难，采取“逼、供、信”的手段，捕风捉影地“清洗内部”所谓的“改组派”、“Ab团”、“第三党”，制造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大肃反，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留下了极为惨痛的历史教训。
1931年9月13日，陈昌浩到麻埠接任红四军政委后，一边奉张国焘之命即刻捕杀了数十名所谓的“反革命”，一边调动红四军部队聚集于光山县东南的白雀园及其周围的砖桥、何凤桥、泼河、余集一带。红四军部队刚刚移驻到这里，张国焘便骑马从鄂豫皖苏区首府新集匆匆赶至白雀园，杀气腾腾地亲自主持大肃反，“全力肃清红四军中之反革命和整顿红军”。千古奇冤、惨卒难书的白雀园大肃反由此开始。
在白雀园大肃反中，捕杀从红四军的高级干部开始。从9月13日至11月中旬，先后以所谓的“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莫须有”罪名而捕杀的红四军中的高级干部就有：第十一师师长周维炯，第十二师师长兼皖西军分会主席许继慎，第十二师政治委员庞永俊、副师长肖方、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第十师政治部主任关叔衣、参谋主任柯柏元，第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政治委员罗炳刚，第二十九团团长查子清、政治委员李奚石，第三十团团长高建斗、政治委员封俊，第三十二团政治委员江子英，第三十三团团长黄刚、王长先，政治委员袁皋甫，第三十四团政治委员吴荆赤，第三十五团团长王明，第三十六团团长魏孟贤，第三十八团政治委员任难，以及十二个团的政治处主任等，在白雀园遭杀害的军事系统的高级干部，还有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前任皖西军分会主席和第十二师政治委员姜镜堂，原红一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祺等多人。
老红军肖永正回忆说：“当时，我在白雀园，亲身经历了这场惊心动魄的大肃反。先是整军、师、团、营级的干部，而后波及到连、排、班……，在那令人恐怖的日子里，白天照常迎敌作战，如不死于敌人的炮火屠刀之下，晚上就捉回来搞肃反，班长以上的干部分批进行所谓的‘审查’，通宵地进行逼供，让被审查的干部承认自己是‘Ab团’、‘ 第三党’、‘ 改组派’，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反革命分子 ’。光是承认了自己是这、是那还不行，还要证明有哪些人，特别是有哪些干部是‘同党’。如果不承认，又不证明，那要动刑，轻则跪板凳，重则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很多人被传呼走了，就再也不见回来。天黑被传呼走，天不亮就被杀在白雀园的荒郊。”
张国焘在白雀园大肃反中的狂杀滥捕，使红四军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和红军将士含冤倒在九泉之下。据不完全统计：在被杀害的红军将士中，有军级干部17人，师级干部35人，团级干部44人，营、连级干部的三分之二和排级干部的三分之一。1931年11月20日，陈昌浩在彭杨学校报告肃反经过时说：“这次共计肃清改逆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分子计一千五、六百人。”
在白雀园对红四军进行肃反之后，张国焘又在鄂豫皖苏区各地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地方武装中开展肃反，先后被错杀的党、政、群干部人数达三四千人！在张国焘掀起的肃反狂潮之中，根据地的早期着名领导人也未能幸免，其中有：原鄂豫边特委书记徐朋人，原鄂豫边革命委员会主席曹学楷，原鄂东特委书记、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王秀松，原红一军一师政治委员，原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主席陈定侯，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舒传贤，原红一军政治委员、英山中心县委书记曹大骏，原红十五军政治委员、红十师师长陈奇，原红一军政治部副主任薛卓汉，原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委员、麻城县武装总指挥、群众领袖王宏学，原罗山独立团团长、鄂豫边特委委员、群众领袖郑新民。甚至连红四军军长徐向前也不肯放过，为了整他的“村料”，背着徐向前逮捕了他的爱人程训宣，审讯得不到所需要的证词，就瞒着徐向前将她杀害。
徐向前、倪志亮在《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中悲痛的追忆到：“在这次大肃反中，红四军的各级干部，除少数幸免者外，几乎被一网打尽了。”“许许多多的苏维埃和红军的创造者，有丰富斗争经验的与敌人血战中久经考验过的干部，竟被以反革命的罪名——改组派、Ab团、第三党而肃掉了，使这些优秀的共产党的骨干含冤地下而莫伸，其惨痛真令人不能卒书，其罪恶也令人难以笔墨形容”。这次“肃反”，致使张国焘在后来的革命生涯，走上了离心离德的不归路。
据老红军熊太交生前讲述高山寨与打鼓寨是同一时间开始计划攻打，高山寨匪首为陈老七，俗称陈七爷，打鼓寨头目彭颂臣，俗称彭大老爷。由高敬亭为首长带队执行任务，时年为一九二九年春末夏初季节。攻下两个山寨之后，熊太交参加红军入伍，转战湖北黄陂、红安、大悟一带。
一九三一年白雀园“肃反”之后，遭到国民党多次“围剿”，红军被迫转移西进。一九三一年底国民党开始清共，而爷爷参加红军因伤退伍已达半年之久，被抓后因光山县军政长官是潘智武(太爷学生)，爷爷被私下放回。
为了证实历史事件真实年份，特走访了周河乡毛铺村永生的父亲，一名老木匠。他告诉我彭颂臣死于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此信息可在彭氏族谱可以查证。
高山寨位于白雀园南面三公里，是其主要的战略门户。1930年秋，鄂豫皖省苏区经济公社就设在这里，1931年3月又在这里设立了白雀园市，1930年至1931年期间，白雀园是设立红色政权主要所在地之一。高山寨不可能没有攻克，并且不可能存在陈老七这样的反动势力。
综上所述，红色苏维埃政权攻克高山寨与打鼓寨年份在一九二九年四、五月份期间。而不是某些网络传媒随意发表文章、称一九三一年四月至五月攻克高山寨。
白雀园“肃反”运动的时间节点，同时佐证进功高山寨的时间。历史事件决定了地理环境，也证实了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佐证了《八月桂花遍地开》的创作，最早来源于此，与熊河有直接的渊源关系。
弘扬红色文化，展播厚重历史，增强民众敬业爱国精神，响应共产党的号召，书写革命历史是激励后人奋发图强！但编辑革命历史报告文学，讲究的是实事求是。
“牢记历史，不忘初心”！追随着先烈的足迹，继往开来，为繁荣昌盛的大中国奉献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喜看家乡旧貌换新颜，撸起袖子加油干，在青山绿水之中大踏步迈向“小康”目标。心中谁又不是倘佯着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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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河，生我养我的地方。
少年时文革中保留下来从邻家借阅的四书五经之中，显示出熊河村秉承着耕读传世古老的文化传承。 读书亦可修身，亦可知世。俗语说“秀才不出门，晓知天下事。” 谋生唯有读书高，既“万般阶下品，唯有读书高” 。说明“读书至上，平地可登卿与相”!读书亦为功名示荣。读书人亦为族人之贵。读书亦可充实头脑，滋润人生境界，也更好地育教后人。
民国时期的八爷、青爷与金爷，曾是村中的武林豪杰，说青爷轻功可三步登丈八城楼，铁沙掌可劈断五寸青石。青爷与金爷，都死在国民党之手。而八爷富甲一方，后抗日时死于日本兵的枪炮之下。
修身，立德，行善都是寻源于读书，也是对后世子孙的影响与榜样。施义于人，勿念回报!村里人仍是治家创业的根源，有爱心才行义举，有义举才能兴家业。族人对仁义之心、积德行善尤为深刻，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熊古先贡生辞官后，在家教书育人，言传身教施义于人、勿念回报。在错综复杂，战乱频发的解放前夕，在危难之中先辈们才传承了现今的熊河村。更是数百年村人繁荣发展的根源。
每逢清明节，族人祭先祖， 以示孝道，以此每户当家人不远千里回来聚在一起，谈农事、务工、生意 、家事、族事、村事、天下事……随着时代的变迁，生活的改变，对家乡土地的依恋却更加依赖。叶落归根，这种诠释的乡愁更加浓烈，这片秀丽的土地上，充沛着游子无法言谕的乡愁。
村里一直传袭着好客的规矩。每逢客人到时，都坐在厅堂的首座，并敬上好的茶水，果点，吃饭拿出家里最好的饭菜与美酒，陪着客人吃好，喝好。小孩子是不准上桌子吃饭的，等客人吃过后才可以上桌吃饭。这种习俗一直沿袭到今天。
村里人互敬互助，尊老爱幼。一家有事全村帮。那一年村南头的柴垛发生意外自燃，眼瞅要烧燃附近的房屋，发现以后全村人都担着水桶来浇水灭火，才避免了一场意外的灾祸。
村里人忠厚传家，任劳任怨，注重礼仪。族人之间以和为贵，互相谦让，和平相处。在新农村建设修路基时，有力出力，有钱出钱，论力而行，有矛盾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村民被占据的田地都是无偿供给，村事共商，和谐共存。
村里对人对事要永存感恩之心。有敬畏才有感恩，善待感恩天地万物，才能尊天敬地有节有制，才能任劳任怨生生不息。凡事以忍为高，以让为辅，以和为贵，并且留下谚语——
“忍忍忍，让让让，忍字要比让字高。天公不忍不飘雨，地不让不生苗。人不忍何来让?不忍让何谈德?德生和，和生贵。让让让，忍忍忍，忍让才知兴家业。”
到如今，熊河仍沿袭着村人传统的理念。不论谁家有婚丧嫁娶，只要知道就放下自己的活计，前去免报酬帮工(又称打罔工)。村里人团结乡邻，友善往来。家庭中传教着同心同德，子孝孙贤，这种传承的美德，让村人很是骄傲与欣慰。在这片古朴的风水宝地上默默劳作，繁衍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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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与利佬谈及熊河的红色历史时，熊河不仅是黄麻起义、武汉抗战的参与者，还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军队的栖息地。
1927年(民国十六年)11月至12月，在国内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在湖北省黄安、麻城两县发动和领导的农民武装起义，史称黄麻起义。
9月，中共黄安(今红安)、麻城两县委员会，为贯彻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关于武装起义的总方针和中共湖北省委员会“秋收暴动计划”，发动黄安、麻城两县贫苦农民举行起义。因缺乏武装起义的经验，未获成功。中共湖北省委于10月中旬派符向一巡视黄麻区，不久又派刘镇一、黄赤光前去指挥。
11月3日，省里派来的代表在七里坪文昌宫召开了黄麻两县党团活动分子会议，成立了中共黄麻区特委和鄂东革命委员会，符向一任特委书记，刘镇一为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同时改组了黄安县委，麻城县委依旧。随后，成立黄麻起义总指挥部，潘忠汝任总指挥，吴光浩任副总指挥，统一领导起义的准备工作。会后，两县县委负责人和党团员分别下到各区，组织发动群众，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武装暴动。
11月10日，国民党第三十军魏益三部一个营由黄安城进犯七里坪，黄麻两县县委决定由麻城调一部分快枪，帮助黄安农民自卫军前去缴该营的枪。因走漏消息，该营逃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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