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继续说奥斯曼与法国结盟的历史。
寻找中欧盟友的努力在1525年2月24日达到高潮，弗兰西斯一世在帕维亚战役（battle of pavia）中被查理五世的帝国军队击败。
弗兰西斯一世被囚禁数月后，被迫签署了屈辱的马德里条约（treaty of madrid），根据条约，他必须将勃艮第公国（duchy of burgundy）和沙罗莱地区（charolais）交给帝国，放弃他在意大利的野心，并归还背叛者波旁公爵（constable de bourbon）的财物和荣誉。
这种困境迫使弗兰西斯一世寻找一个可以对抗强大的哈布斯堡皇帝的盟友，而苏莱曼大帝成为了他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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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联盟为两位统治者提供了一个机会，共同对抗哈布斯堡家族的霸权。
对于弗朗西斯一世来说，目标是寻找一个对抗哈布斯堡的盟友，尽管拉拢穆斯林势力的政策与他前任的做法相背。
弗朗西斯一世用的借口是保护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基督徒，通过一系列称为“奥斯曼帝国特许协议”（capitulations of the ottoman Empire）的协议来实现。
当弗朗西斯一世被囚禁在马德里时，首次建立联盟的努力开始了。
弗朗西斯一世的母亲路易丝·德·萨伏伊（Louise de Savoie）在帕维亚战役后似乎派出了第一支前往苏莱曼的法国使团，但该使团在波斯尼亚途中失踪了。
1525年12月，第二支使团出发，由约翰·弗兰吉帕尼（John Frangipani）率领，成功抵达奥斯曼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携带秘密信件，要求解救弗朗西斯一世并进攻哈布斯堡。
弗兰吉帕尼带回了苏莱曼的回信，日期为1526年2月6日：
“我乃苏丹中的苏丹，君主中的君主，赐予世上帝王皇冠者，上帝在世的影子，地中海和黑海的苏丹及主宰，鲁米利亚（Rumelia）和安纳托利亚（Anatolia）、卡拉曼尼亚（Karamania）、罗马人之地、祖尔卡迪里亚（dhulkadria）、迪亚巴克尔（diyarbakir）、库尔德斯坦（Kurdistan）、阿塞拜疆（Azerbaijan）、波斯（persia）、大马士革（damascus）、阿勒颇（Aleppo）、开罗（cairo）、麦加（mecca）、麦地那（medina）、耶路撒冷（Jerusalem）、整个阿拉伯、也门（Yemen）及许多其他我光荣的祖先（愿上帝照亮他们的墓地！）以武力征服之地的苏丹与主宰，
我，苏莱曼汗，苏丹塞利姆汗之子，苏丹巴耶塞德汗之子：
致汝，法国省（France）之王弗朗西斯科（Francesco），你派遣了忠实的仆人弗兰吉帕尼，携带信件前来我之门庭，这里是君主们的庇护所，你还托他传达了各种口信。
你告知我你的国家被敌人侵占，你现在被囚禁且为俘虏，并请求援助与解救。
你所有的陈述已呈至我掌控世界的御座之前。
我已详细了解你的情况，并仔细考虑了所有内容。
皇帝们战败并被俘虏并不奇怪。
振作起来，不要灰心。
我光辉的前辈和我荣耀的祖先（愿上帝照亮他们的墓地！）从未停止过为击退敌人而战，并征服其领土。
我本人也追随他们的脚步，不断征服力量强大、难以接近的省份和城堡。
无论日夜，我们的马匹备好鞍具，我们的佩剑已系腰间。
愿至高的上帝弘扬正义！
愿他所愿成真！
其余的事情请询问你的使者，你将知悉一切。
请记住，事情将如所言。”
——苏莱曼大帝（Suleiman the magnificent）致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的回信，1526年2月。
法国国王的请求与苏莱曼在欧洲的野心恰好一致，促使他在1526年进攻匈牙利，导致了莫哈奇战役（battle of mohács）。
奥斯曼人也被与法国这样一个国家结盟的声望所吸引，这将为他们在欧洲的统治提供更好的合法性。
与此同时，查理五世则在策划与波斯结盟，以便从后方袭击奥斯曼帝国。
1525年及1529年，查理五世派使者前往波斯国王塔赫玛斯普一世（Shah tahmasp I），请求其进攻奥斯曼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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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涅克同盟战争（war of the League of cognac，1526–1530）期间，弗朗西斯一世继续在中欧寻找盟友，并于1528年与匈牙利国王扎波利亚（Zapolya）结成法匈同盟。
扎波利亚在同年刚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附庸国。
1528年，弗朗西斯以保护奥斯曼帝国内的基督徒为借口，再次与苏莱曼联系，要求将一座清真寺归还为基督教教堂。
苏莱曼在1528年的回信中礼貌地拒绝了这一请求，但保证了基督徒在其领土内的安全。
他还更新了1517年法国商人在埃及获得的特权。
弗朗西斯一世在他的欧洲战役中失败，不得不在1529年8月签署《女士和约》（paix des dames）。
他甚至被迫向查理五世提供一些战舰，用于对抗奥斯曼帝国。
然而，奥斯曼人继续在中欧发动攻势，并在1529年围攻哈布斯堡的首都维也纳，1532年再次进行围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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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2年7月初，苏莱曼在贝尔格莱德（belgrade）与法国大使安东尼奥·林孔会面。
安东尼奥·林孔向苏莱曼赠送了一顶华丽的四层头饰，这件珍品由威尼斯制造，花费了115,000枚杜卡特金币。
林孔还描述了奥斯曼军营的情况：
“令人惊叹的秩序，没有暴力。
商人，甚至是妇女，都能像在欧洲城镇一样安全地往来。
生活安全、宽敞、舒适，像在威尼斯一样。
司法公正得让人几乎相信土耳其人现在成了基督徒，而基督徒却成了土耳其人。”
——安东尼奥·林孔（Antonio Rincon），1532年
弗朗西斯一世在1531年3月对威尼斯大使乔治·格里蒂（Giorgio Gritti）解释了他关于土耳其人的策略：
“我不能否认我希望看到土耳其人强大且准备好作战，不是为了他们自己——因为他们是异教徒，而我们都是基督徒——而是为了削弱皇帝的力量，迫使他大幅增加开支，并让所有其他反对如此强大敌人的政府感到安心。”
——弗朗西斯一世对威尼斯大使的言论
奥斯曼帝国海军上将海雷丁·巴巴罗萨曾与法国结盟共同作战。
奥斯曼帝国派遣了使团前往法国，1533年由海雷丁·巴巴罗萨率领的奥斯曼帝国使团访问了法国，1534年又由苏莱曼的代表率领的奥斯曼帝国使团访问了法国。
所以，海雷丁是这一结盟的推动者，而非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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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或称特许协议自1528年和1536年起开始在两国之间签订。
1533年，阿尔及尔奥斯曼总督海雷丁·巴巴罗萨向法国派遣了一次使团，受命于奥斯曼皇帝苏莱曼大帝。
据信，这次使团的安全通行证是由奥斯曼翻译和间谍贾努斯·贝伊（Janus bey）于1532年从法国大使安东尼奥·林孔（Antonio Rincon）那里获得的。
贾努斯·贝伊当时正在威尼斯与威尼斯政府会面。
大使团于1533年7月初乘坐战船抵达海尔（hyères）和土伦（toulon）之间的某个地方，由谢里夫·拉伊斯（Sherif Ra?s）领导。
他们在马赛受到商人代表的欢迎，而此时弗兰西斯一世正前往同一城市，准备参加其子亨利·德·奥尔良（henri d'orléans）与凯瑟琳·德·美第奇（catherine de médicis）的婚礼。
作为外交礼物，奥斯曼大使团送来了野生动物，包括着名的“巴巴罗萨之狮”（Lion of barbarossa），以及100名基督教囚犯。
奥斯曼大使团受到法国海军上将圣布朗卡尔男爵（baron de Saint-blancard）的接待，陪同前往奥弗涅（Auvergne）地区，与弗兰西斯一世会面。
在路上，他们与法国驻奥斯曼大使安东尼奥·林孔（Antonio Rincon）会合，最终于1533年7月16日抵达普伊·昂·维莱（puy-en-Velay）与国王会晤。
大使团于7月19日受到弗兰西斯一世的接见，英格兰的使节也参与了这次会议。
奥斯曼大使宣读了一份“法兰西王国与阿尔及尔王国之间的友好宣言”，并签署了一项为期三年的贸易协议。
基督教囚犯的锁链在国王面前庄严地被打破。
弗兰西斯一世随后派安东尼奥·林孔前往北非拜见巴巴罗萨，然后再去君士坦丁堡觐见苏莱曼大帝。
弗兰西斯一世的对手查理五世得知了这些会晤，对法奥联盟感到极大担忧。
1534年，第二次奥斯曼大使团再次拜访法国弗兰西斯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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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535年突尼斯征服战役中败于安德烈亚·多里亚（Andrea doria）后，奥斯曼帝国受此激励，与法国缔结了正式的联盟。
大使让·德·拉·弗雷特被派往伊斯坦布尔（Istanbul），首次成为奥斯曼宫廷的常驻大使，并开始谈判条约。
1536年2月18日，让·德·拉·弗雷特根据奥斯曼帝国之前与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商业条约模型谈判了特许协议，尽管这些条约似乎在1569年由大使克劳德·杜·布尔格（claude du bourg）才得到奥斯曼帝国的正式批准。
这些特许协议使法国人获得了重要的特权，如人员和财产的安全、治外法权、运输和出售货物的自由，前提是支付赛拉姆里克（selamlik）和海关费用。
实际上，这些特许协议为法国人在被称为“黎凡特港口”（les échelles du Levant）的海港城市几乎垄断了贸易。
外国船只必须在法国旗帜下与土耳其进行贸易，且需支付一定比例的交易费用。
法国大使馆和一座基督教教堂在金角湾（Golden horn）对面的加拉塔（Galata）镇建立，法国商人在奥斯曼帝国中也获得了商业特权。
通过1535年的特许协议，法国人获得了在所有奥斯曼港口自由贸易的特权。
1536年，两国签署了正式联盟。
法国人在奥斯曼帝国可以自由地进行宗教活动，法国天主教徒也获得了对圣地的监管权。
这些特许协议于1604年再次续签，并一直延续至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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