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业。
韩昭侯时期，通过施肥改良土壤，是提高农业产量的重要因素。随着农具的改进和耕作技术的进步，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大大提高，有的地方还推广了一岁两熟制，《荀子·富国》说：“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
总之，战国时期的农业生产发展十分迅速，生产水平有了根本性的提高。韩昭侯时期的韩国，铁制农具已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铁耕已是很平常的事情。
建国后考古发现的铁制农具主要有：铁铧、镢、锄、镰等。铁农具的推广和使用，有利于大量荒地的开垦和耕作效率的提高。韩昭侯时期牛耕在战国时期更加普遍。
铁农具和蓄力的结合，为深耕细作提供了条件。《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如果没有畜力和铁农具，深耕细作是不可能的。
农民在长期的耕作实践中，生产经验更加丰富，他们已经能从土壤的色泽，性质和肥沃程度去认识和区别土壤，因地制宜地进行耕作，农民已很重视对土地的施肥，“掩地表亩，刺草殖谷，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
关于经济，
韩昭侯时期，韩国商业有很大的发展，主要体现商人的活跃，城市的繁荣和货币的流通等方面。1．韩昭侯时期，随着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金属货币的流通更加广泛了。
当时金属货币有铜币和金币两大类，铜币主要有四种：燕，齐两国使用刀币，周、秦一带使用圆钱，三晋使用布币，楚国使用“蚁鼻钱”，金币一般以斤（十六两），镒（二十两）为计量单位，还有“饼金”和“郢爰”。
（饼金为饼状金块，郢爰为方形金块）
金属货币进入商品流通领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2．韩昭侯时期，城市的繁荣是商业发展的重要表现，战国时期出现了许多工商业发达的大城市，韩之阳翟（今河南禹县）。
3．韩国商人们贩运于列国之间，扩大了商品交换的范围，各地的特产如北方的马匹，南方的鱼，东方的盐，西方的皮革在中原市场上都能买到。大商人更加活跃，如大商人白圭，“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方法，（《史记·货殖列传》）大搞投机交易，赚取了大量财富。
河东盐商猗顿和邯郸冶铁商郭纵，富甲天下，交结诸侯，干预政治。阳翟大贾吕不韦，通过贩贱卖贵，家至千金，参与政治，官至丞相。
关于他的轶事典故。
陼公劝谏
虽然韩昭厘侯是懂得利用人才的君主，可是很少注意自己所说的内容，导致在无意间把一些重大的机密泄露出去，使跟大臣们所决定的计划不能实施。因此朝野的大臣都很伤脑筋，都不敢直接告诉韩昭厘侯。
直到某一天，自称名叫堂陼公的人，亲自到韩昭厘候说：“如果这里有一个以玉做的酒器，是价值千金，却它的中间是空的，且没有底子，它是否能盛水？”于是韩昭厘侯回答：“那是不能的。”堂豁公又问：“如果有一个瓦罐子，虽然很不值钱，但它不会漏接，问你，它是否能盛酒？”
韩昭侯就回答：“能。”这时，堂陼公趁着机会，就接着说：“这就是了。一个瓦罐子，虽然没有值多少文钱，以及非常卑贱，但是因为它不会漏接，却能来装酒；反而一个以玉做的酒器，尽管它十分贵重，但由于它空而无底，因此连水都不能装，更不用说人们会将可口的饮料倒进里面去。
人也是一样，作为一个地位至尊及举止至重的君主，如果经常泄露臣子商讨有关国家机密的话，那么他有如一个没有底的玉器。即使是再有才干的人，如果他的机密，也会在某天被泄露出去，那他的计划根本是化为泡沫，因此就不能施展他的才干和谋略。”
同时韩昭厘侯才真正地了解，他连续地点头说：“你说的对！你说的对！”从堂陼公来劝谏以后，在韩昭厘侯要采取重要措施时，大臣们在一起密谋策划的计划、方案，韩昭厘侯都会小心对待，甚至连晚上睡觉都是独自一人，因为他担心自己在熟睡中所说的梦话，把计划和策略泄露给别人听见，防止误了国家大事。
祝贺秦孝公
昭厘侯二十年（公元前343年），周显王封秦孝公为西方列国盟约长，那时韩昭厘侯祝贺秦孝公，秦孝公命公子少官率军会各国君主，前往逢泽（今河南荥阳稍北），朝觐周显王。
高门之论
昭厘侯二十六年（公元前337年）丞相申不害去世。三年后，兴建一座高门，屈宜臼对昭厘侯说：“我认为你绝不可能走出这个门，为什么？因为不是时候。不是时候的意义，不是指日子时辰不对。人生在世，有时顺利、有时倒楣。
从前，你曾顺利过，却没有兴建高门。去年，秦国占领宜阳（今河南宜阳西方），韩国大旱，你不厉行节约，体恤民困，反而豪华奢侈，好像国强民富一样，这是亡国的措施。所以，不是时候。”
翌年，高门完工，昭厘侯去世，由其子韩威侯即位。[
越权与失职
有一次，韩昭侯因饮酒过量，不知不觉便醉卧在床上，酣睡半晌都不曾清醒。他手下的官吏典冠担心君王着凉，便找掌管衣物的典衣要来一件衣服，盖在韩昭侯身上。
几个时辰过去了，韩昭侯终于睡醒了，他感到睡得很舒服，不知是谁还给他盖了一件衣服，他觉得很暖和，他打算表扬一下给他盖衣服的人。于是他问身边的侍从说：“是谁替我盖的衣服？”
侍从回答说：“是典冠。”韩昭侯一听，脸立即沉了下来。他把典冠找来，问道：“是你给我盖的衣服吗？”典冠说：“是的。”韩昭侯又问：“衣服是从哪儿拿来的？”典冠回答说：“从典衣那里取来的。”
韩昭侯又派人把典衣找来，问道：“衣服是你给他的吗？”典衣回答说：“是的。”韩昭侯严厉地批评典衣和典冠道：“你们两人今天都犯了大错，知道吗？”
典冠、典衣两个人面面相觑，还没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韩昭侯指着他们说：“典冠你不是寡人身边的侍从，你为何擅自离开岗位来干自己职权范围以外的事呢？而典衣你作为掌管衣物的官员，怎么能随便利用职权将衣服给别人呢？
你这种行为是明显的失职。今天，你们一个越权，一个失职，如果大家都像你们这样随心所欲，各行其是，整个朝廷不是乱了套吗？因此，必须重罚你们，让你们接受教训，也好让大家都引以为戒。”
于是韩昭侯把典冠典衣二人一起降了职。韩昭侯的做法在今天看来也许有些过分，但他严明职责、严格执法、不以情侵法的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申不害走后门
韩昭侯因任用申不害为相国，使韩国兵强国治。申不害原来本是郑国的一个地位很卑微的小官，由于他学习和掌握了黄老刑名的学说，就向韩昭侯讲说“刑名之学”，请求昭侯任用他。韩昭侯很欣赏申不害的才学，就任命他为韩国的相国。
在昭侯的支持下，申不害对内整治政教，对外应付各国，前后搞了十五年，使韩国一直保持着强国的地位，并着成了《申子》，《汉书·艺文志》中称有六篇，现存两篇。
可是，有一次申不害为他的叔叔哥哥请求官职，韩昭侯却不答应。为此，申不害一脸的不高兴。昭侯对他说：“我向你学习的目的，是打算用来治理国家的。现是听从你的请求而废弃你的学说呢？
还是实行你的学说而废弃你的请求呢？你不是曾经教导我修治功劳记录，必须审视功劳大小来任用人，而今你却在法外另有私求，那我听哪个话才对呢？”申不害知道自己错了，赶紧向昭侯请罪（一说这是申不害在试探韩昭侯）。
未出城门而死
韩昭侯二十五年（公元前338年），韩国发生大旱，韩国修筑一座高大的城门。楚国大夫屈宜臼说：“韩昭侯不会走出这座门。为什么呢？因为不合时。
我所说的时，不是时日的时，人本来有有利的时候也有不利的时候。韩昭侯曾经处在有利的时候，不修筑高大的城门。去年秦军攻占宜阳，今年又有大旱灾，韩昭侯不在这时候体恤百姓的困难，反而更加奢侈，这叫做‘时运衰耗而行为奢侈’。”
韩昭侯二十六年（公元前337年，一作公元前333年去世），高大的城门落成，韩昭侯就去世，他果然没有从这座城门走出。
韩宣惠王（出生年月日不详—公元前312年），亦称韩威侯、韩宣王，姬姓，韩氏，名康，韩昭侯之子，战国时期韩国国君，公元前332年—公元前312年在位。
公元前325年魏惠王与韩威侯在巫沙会面，并尊为王。公元前323年正式称王，史称韩宣惠王。韩宣惠王，即韩康，战国时期韩国第一位称王的君主。公元前337年，韩国变法派申不害死后，韩国的变法未能很好地延续下去。
不久秦国派军队进攻韩国的军事重镇宜阳，并将其攻克。这时是韩康的父亲韩武在位，韩武经历失败后，闭门不出，不久就死了。韩康继承了君位。此时中原局势日益混乱，首先是魏、齐联军在平邑打败赵军，占领平邑、新城。
公元前326年，赵国又联合韩国，又向魏国发起攻击，包围魏的襄陵。战争持续到次年，以魏军战胜赵韩两国联军，活捉将领韩举告终。[]公元前325年四月，秦国君主嬴驷公然称王，魏国君主魏罃为了制约秦的发展，便拉拢列国，五月在巫沙与韩康会见，承认韩康为王。[
公元前323年，韩国、魏国加上赵国、燕国及中山国在公孙衍的倡导下发起“五国相王”活动，互相承认对方为王，组成合纵抗秦联盟。公元前319年，秦国军队攻击韩国，攻取了鄢。[
]公元前318年韩、魏、赵、楚、燕五国联合进攻秦国，失败。秦国为了打击报复，发动修鱼之战，在浊泽活捉了韩国将领申差。韩国着急了，相国公仲侈对韩宣惠王说：“盟国是不可靠的。
如今秦国想征伐楚国已经很久了，大王不如通过张仪向秦王求和，送给它一座名城，并准备好盔甲武器，和秦军一起向南征伐楚国，这是用一失换二得的计策。”韩宣惠王说：“好。”于是为公仲侈的行动作好警戒，他要西行与秦国讲和。
楚王听说后非常惊恐，召见陈轸把情况告诉他。陈轸说：“秦国想攻伐楚国已经很久了，现在又得到韩国的一座名城，并且还准备好了盔甲武器，秦韩合兵攻伐楚国，这是秦国祈祷祭祀梦寐以求的，如今已经得到了，楚国一定要受到侵伐。
大王听我的意见，先在全国加强警戒，发兵声言援救韩国，让战车布满道路，然后派出使臣，多给他配备车辆，带上厚礼，让韩国相信大王是在救他们。
即使韩王不听我们的意见，韩国也一定会感激大王的恩德，一定不会列队前来攻楚，这样秦韩就不和了，即使军队到了，也不会成为楚国的大患。如果韩国听从我们的意见，停止向秦求和，秦国必定大怒，因而对韩国的怨恨加深；韩国到南方结交楚国，必定慢待秦国，慢待秦国，应酬秦国时必定下很尊重：
这就是利用秦韩军队之间的矛盾来免除楚国的祸患。”楚王说：“很好！”于是在全国加强警戒，发兵声言去救援韩国，让战车布满道路，然后派出使臣，给他配备很多车辆，让他带着厚礼到韩国。楚使对韩宣惠王说：“敝国虽小，已经把军队全派出来了。希望贵国能随心所欲地同秦国作战，敝国君将让楚军为韩国死战。”
韩宣惠王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就停止了公仲侈到秦国议和的行动。[]公仲侈说：“不能这样，以实力侵犯我们的是秦国，用虚名来救我们的是楚国。大王想依靠楚国的虚名，而轻易和强敌秦国绝交，大王必定要被天下大加嘲笑。
况且楚韩并非兄弟之国，又不是早有盟约共谋伐秦的。我们已有了联秦攻楚的迹象，楚国才声言发兵救韩，这一定是陈轸的计谋。况且大王已经派人把我们的打算通报秦国了，现在又决定不去，这是欺骗秦国。轻易欺骗强秦，而听信楚国的谋臣，恐怕大王必定要后悔的。”韩宣惠王不听劝告，终于和秦国断交。秦国因而大怒，增加兵力进攻韩国，两国大战，而楚国救兵一直没到韩国来。
十九年，秦军大败韩军于岸门。韩国只好派太子仓去作人质来向秦国求和。[韩康于是对秦转为连横战略，依附于秦。韩宣惠王继位的第25年，韩国同秦国一起攻楚，打败了楚将屈丐，在丹阳斩杀了八万楚军。这一年，宣惠王去世，太子仓即位，这就是襄王。
《史记韩世家》：宣惠王立，《索隐》云：“《纪年》，郑昭侯武薨，次威侯立。威侯七年，与邯郸围襄陵。五月，梁惠王会威侯于巫沙。 十月，郑宣王朝梁。不见威侯之卒。下败韩举在威侯八年，而此《系家》即以为宣惠王之 年。
又上有杀倬公，悼公又不知是谁之諡。则韩微国小，史失代系，故此文及《系本》不同，今亦不可考也。”今按：《索隐》此条所引，已为后人改乱，而痕迹犹可考见。今证以当时史实，重为校正如次：一，五月梁惠王会威侯于巫沙，五月上应脱“八年”二字。
据《史记秦本纪》秦惠文王十三年，韩亦称王，是年为韩威侯八年，其证一。（参读上 考。）又若同为七年事，既与邯郸围襄陵句下，不着何月，而其下忽着五月十月，于文法 亦不合。今若正为七年云云，八年五月云云，十月云云，则文理顺惬矣。其证二。
（陈氏《集证》谓：“既与赵围魏襄陵，岂未逾年即朝梁？”此亦一证。惟陈 氏遂谓：“大约《索隐》引《纪年》，最为错谬，阅者毋为所惑。” 则大误。梁玉绳亦不信《索隐》，故论《纪年》多失。）二，下败韩举在“威侯”八年，而此《系家》即以为宣惠王之年，当正为下败韩举在“梁惠王后”八年，而此《系家》即以为宣惠 王之年。据今《索隐》原文，“五月，梁惠王会威侯于巫 沙，十月，郑宣王朝梁，不见威侯之卒，”云云，则威侯之即郑宣王，亦甚明显。 惟《索隐》不之知，故曰不见威侯之卒矣。然《索隐》既认威侯与宣王为两人，则七年十 月已有郑宣王朝梁之文，此下不应再有威侯。若其下又云威侯八年败韩举，岂不更可怪， 而《索隐》何竟置不言？盖《索隐》引《纪年》败韩举在梁惠王后元八年，而今《史记》即以为在韩宣王之八年，故《索隐》以为可异耳。（参读《考辨 》第一三四。）今《索隐》此条，其前既脱八年二字，此处惠王八年，又讹为威侯八年， 遂致乖戾难读。又按：《苏秦列 传索隐》引《世本》：“韩宣王，昭侯之子也。”合之《纪年》，宣王之为威侯，灼 然甚显。惜其此处又下“不见威侯之卒”一语，遂使后人纷纷辨订，不得其解。（梁氏《 人表考》云：“《竹书》宣王之前有郑威侯，《索隐》以为不可考，或疑即宣王，未审。 ”郝懿行《纪年通考》谓“梁惠成王元年方称韩共侯，旋称韩懿侯，周隐王元年之郑宣王，即显王三十八年之郑威侯。俱一人而有两称。《索隐》因不见威侯之 卒，误分威侯与宣王为二人，”此说极析。然亦不知《索隐》有为后人改乱处也。陈逢衡《竹书集证》亦定威侯宣王为一人，而于《索隐》此文全未论及。至洪颐煊校《纪年》谓 ：“郑宣王即韩威侯，古威宣通用，《史记》齐宣王《纪年》作齐威王，其证 也。”则又得诸韩而失诸齐矣。张宗泰《竹书纪年校补》竟认威侯宣王为两人，最误。）又同篇“八年，魏败我将韩举，”《索隐》云：“按此则举是韩将不疑，而《纪年》云 韩举赵将。盖举本赵将，后入韩。又《纪年》云：“其败当韩威王八年，是不同也。”今 按此亦有误。三，又《纪年》云，其败当“韩威王”八年 ，当正为其败当“梁惠王后”八年，（参读《考辨》第一三四。）据《索隐》原文云：“《纪年》与《史记》不同”，若为韩威王八年，则本无不同。威 侯亦不当称威王也。此缘《索隐》虽屡引《纪年》，而本不之信。故曰：“《纪年》之书 ，多是讹谬，聊记异耳。”（语见《燕世家》。）故于威侯、宣王不能明定其为一人，而 轻曰“不见威侯之卒。”后人益滋疑误，既认威侯与宣惠王为两人，遂并改《索隐》引及 惠成王者为威侯，而《索隐》原文乃益增其缪戾，此所以古书之难通也。
韩举赵将非韩将辨又按：《赵世家》：“肃侯二十三年，韩举与齐、魏战死于桑邱。”《集解》徐广曰：“韩举，韩将。”肃侯二十三年，正梁惠成王后元八年 。《水经河水注》：“齐田朌及邯郸韩举战于平邑，邯郸之师败逋，获韩举，取平邑新城 。”程恩泽《战国地名考》：“平邑有二。《地理志》代郡有平邑县，在今山西大同府阳高县西南，（原注：“亦在灵邱县 西北。”）此赵之平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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