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欢度“寅虎年”
转眼之间1982年的寒假又到了。在此之前从贵章哥写来的家书中得知：市一建公司给大哥陈翰章分配了福利住房，母亲和兄弟妹妹已于本年11月正式迁回临江门老宅。这件事对于我们陈氏一家人来说不啻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它的现实意义在于：首先是，彻底终结了陈氏孤儿寡母居无定所的巅沛之苦，从此有了可以驻泊栖身的“港湾”。其次是，总算让淑峰姐可以喘上一口气静下心来过自己一家4口人的清静日子。必须承认，这一年多淑峰姐为“拉巴”多灾多难的娘家人不知在暗中吞下了多少苦水，流下过多少辛酸的泪。我敢说，当母亲带着兄弟妹妹住回临江门老宅那一刻，淑峰姐一定是最高兴的那个人。因为她知道，在人的一生中最令人难以忍受的就是“生离死别之痛”和“寄人篱下之苦”。正因如此，我才可以想见：当母亲兄弟和妹妹搬回老宅那一刻，我们的淑峰姐肯定高兴得泪流满面。再次是，回归临江门老宅就好比让陈氏这艘“破船”又重新扬起航帆，驶向了一个更加光辉灿烂的彼岸。
我是1982年元月18日从镇赉动身赶回江城市的。为此，动身前我又专程到大屯农贸市场买了便于往家携带的“农村年货”：10斤鱼干、5斤干蘑，再就是让八分校刘才校长给张罗了10斤猪肉，总重量不超过20公斤。本次返城我是就近就便在大屯上的客车，因带的东西不重故乘客车没遇到一点麻烦。
我是于第二天中午12点赶回临江门老宅的。当时贵章哥、老五、老六和妹妹于丽都在家里。他们见我从镇赉赶回来过年个个都非常高兴。
只听贵章哥说：“老四呀，你这一路坐车肯定很累，先睡一觉吧！我跟老六张罗晚上做点好吃的给你接风洗尘！”
“三哥，你们该忙啥忙啥！我一点不累，就想去看看妈！”我回复道。
“四哥，我领你上妈那去！”8岁的妹妹于丽明显懂事了，于是我俩便欢欢喜喜地奔出屋外去找母亲了。
出了陈氏老宅，我跟妹妹并没有马上走去船营街，而是对院落和房前屋后仔细地打量了一番。对眼前这所老宅我简直再熟悉不过了。自1969年11月我陪母亲随继父下放去镇赉到现在已经一别十二个春秋，期间只是1981年元宵节到大哥家串门来过一次老宅。
脚踏故土，物是人非。看到老宅的一砖一瓦，一切都是那样的亲切，不禁令我思绪飞扬，感慨万千。
我家老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那是一幢青砖黛瓦砖木结构平房，建筑面积约100平方米。其中西侧一间半住着老唐大婶一家4口人；东侧一间半由我家居住。两家之间是用木板墙间壁开的，各开各的门。半间厨房里搭有南北一大一小两个锅灶。里屋面积约有30平方米，搭有一铺南炕和一铺小北炕。在镇赉居家过日子的几件常用木家具又拉回来依次摆在了靠东山墙一侧。南头炕梢摆着母亲的心爱之物——“老炕琴柜”，炕琴上面垛着一家人晚上睡觉盖的被褥；中间是那对“黄波萝木箱”；北头是母亲跟继父再婚后带来的那部“西式立柜”。在中间那对箱子的箱面上摆放着我家那部用了几十年的“烟台座钟”和“上海牌收音机”；墙上并排挂着3个装有我们小时候老照片的相框。从室内的整体布局看基本上还是因循1969年前的老样子。而对我而言这正是很久很久以前那个家的感觉。
凭心而论，其实日子的“穷”和“富”真的不是最重要的。而对应穷富亲情才是第一位的。在我看来，生活中缺失什么都不可怕，只要不缺少亲情的相互关爱，你的生活就不会失去温度，就会永远充满阳光。这正如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所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我们这个家庭而言，母爱和兄弟姊妹情都是不可或缺的血缘亲情。
单从我们陈氏老宅的外部环境加以品评，其所处位置是绝对值得称道的。整座老宅坐北朝南，直迎来水，面江而立。
右侧住着几十年的旧邻老唐大婶一家4口人：其中，老唐大叔在龙潭山火车站工作，是一位诚实敦厚的老好人，啥说道没有；大女儿唐丽萍容貌端庄，是老俩口领养的，由于不太听话，常把两位老的气得要死；二女儿唐丽花容貌一般，但品行端正；老唐大婶是全家的当家人，且还兼着居民组组长，是一位颇有心计和惯会拨弄事非的人。
我家后院住着的还是张林一家。和我家比起来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父亲是个“酒鬼”，在江城酒厂做“酿酒工”，小酒一喝就往死了打孩子；母亲是个精神不大正常的人，而且还生了5个孩子；老张家能给我留下一些印象的主要是张林和张森兄弟俩。张林要比我大3岁，张森跟我好象同岁。总的感觉是一家人日子过得“踢勒蹚郎”，苦不堪言。
在我家老宅左后身住的是金成章一家6口人。其父“金木匠”是个“肺结核”，干不了重活；母亲是个很有点本事的女人。老俩口生了2儿2女。大女儿凤霞在江城公交公司工作，1967年在公交车售票出车祸因公殉职了；二女儿玉霞在街办企业工作；大小子成章是残疾人修车自谋职业；二小子成秀接大姐的班进了公交公司。
在我家老宅正前方15米开外就是浩浩荡荡的松花江。住在这处老宅最美的的季节是春夏秋三季。那时，江的对岸还是郁郁葱葱的柳林和一片片菜地。每天清早起来都会传来一阵阵布谷鸟的叫声，那声音象音乐一样清脆而又悦耳，在江面久久萦回……此外，不论白昼江上总有舟楫往来穿行，它们有的驻泊江心“抛杆垂钓”；有的“撒网捕鱼”。而在夜幕降临后还偶尔能够看到“江风渔火对愁眠”的景象。若站立江边向东远眺，可见毓文中学高楼耸立以及十里长堤遥相可望的滨江盛景，还有江南大桥犹如雨后彩虹卧于烟波浩淼的江面之上……
在我家老宅的外围，依然居住着1969年前临江九组的老邻旧居：譬如于志国、沈小吉、包立会、葛小学、邹立娟、付强、单四、王三、赵华东等多家老户。未曾改变的是各门姓氏，而被多年历史苍桑所改变的则是当年那些光着屁股的玩伴，现如今都已长成大人，或封妻荫子，或嫁作人妇，而他们的某些长辈要么已是两鬓斑白；要么就是长辞于世……
当我跟妹妹顺着从船营街直通江沿九组大院坡路走上主街向右拐上人行道的时候，十多年前的那些场所依旧还在：诸如越过马路位于左侧三岔路口处供人们排队担水的“水楼子”还在履行着它往日的功能；右手道南的“老联营副食店”依然经营着“烟酒糖茶”，有的“副食票证”已取消，但有的还再沿用；道北大车店早已改换门庭，曾经的车水马龙已不复存在；道北的“志诚利药店”依然经营着人们日常医治“头疼脑热”的药品；由“该东”妈做护士的道北“门诊部”还在挂牌接待患者；十组道北拐角的“水果摊床”生意还是那么红火；头道码头商业街又再度呈现出人流如织的商业氛围……
在老船营街道北“老供销合作社“拱型门”的右手边，我隔路老远就看见了头戴棕色线织帽，腰扎白围裙的母亲在那里向过往路人兜售着她经营的“雪糕”、“糖葫芦”和“康乐果”等商品。显而易见，在这寒冷的冬季单靠卖“雪糕”肯定是不行了，必须得带上“瓜子”、“花生”、“糖葫芦”等才能维持正常经营。
站在冰天雪地里的母亲，脸上的皱纹明显比夏季在二中3路电车终点站时又多了一些。此时的她，面部皮肤就象“黑核桃”似的，纹路既深又多，一看就是无情的岁月和风刀霜剑给她留下的痕迹。当她突然发现我和妹妹正穿越马路向她走来时，笑容又立马跃上了她的面颊，两只眼睛又瞬间放射出喜悦的光彩，并高声问道：
“孝章啊，你啥时候到家的？”
“妈，我刚到家！”我一边回复着，一边还轻轻拥抱了一下母亲。
接下来，我跟母亲开始沟通交流各自的一些情况。通过交流得知：自母亲迁回临江门老宅并在船营街卖“雪糕”以来效益一直不错，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开销没有一点问题；眼下粮食市场也不象以前管控那么紧了，只要有钱去农村是可以“淘换”到粮食的，故一家人再也不用为“吃不饱饭”而发愁了；贵章哥大学已经毕业寒假过后即可分配上班；老五目前正在参加补习，等考上个工作岗位自然就能给家里减轻一些负担。给我的感觉母亲在谈论这些话题时，语气中带着满心的乐观与自信。在她看来，未来的美好日子正在向她频频招手，她的辛勤付出即将得到让她倍感骄傲的回报。
看到历尽沧桑依然还能如此自信和乐观的母亲，我真的是被她老人家不屈不饶的伟大品格给彻底征服了。直到此时，我似乎才真正透视到母亲的伟大之处：就是她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心中始终揣着朴素的“梦想”，并能不遗余力地为之而奋斗。在此过程中，未曾改变的是她心里只装着自己的5个孩子。故在每个重要人生时段她总能从实际出发，把“让孩子有饭吃、有书读和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做为奋斗目标去“追梦”、逐梦”和“圆梦”。必须承认，母亲只是个普通人，她不会唱高调，她对政治一窍不通，但她却不乏爱国情怀，懂得教育孩子“知书守礼、与人为善、尊长怜幼、报效家国”。正因如此，这一生她才没让一个孩子沦为人类的“滓子”和社会的“包袱”。
农历腊月是一家人“抓钱”的最佳黄金时段。为配合母亲和兄弟做买卖，我主动给自已安排了个“后勤临时总管”的差事。主要任务是给全家人每天象模象样地做顿晚饭和料理一些家务杂事。期间，母亲照常经营着她的“雪糕生意”；贵章哥和老六在头道码头摆摊“卖猪肉和带鱼”；老五每天照常去上他的补习班；于丽则陪我在家“猫冬”。
整个寒假期间我主要忙活了三件事：
其一，是领俩外甥女和妹妹“随时逛街”。我在回到江城的第二天便去江南淑峰姐家把金巍和金迪两个外甥女接来了临江门。期间，一有空儿我就领着妹妹和俩外甥女逛街、看电影、打爬犁、玩蹓冰。有她们三个小的陪伴，我的整个寒假过得舒心而又快活。寒冬腊月里逛河南街绝对是最能让妹妹和俩外甥女感受“浓浓年味”的事情。为此，腊月初十那天我带三个小家伙特意去逛了一趟河南街。那天上午我们是一路步行前往河南街的。当路过临江门广场时我跟金巍和二迪重点讲述了她们妈妈毕业的毓文中学以及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也在这所名校读过书的故事。正所谓“从小看大，三岁带老相。”对我所讲内容二迪总是能听得聚精会神的那一个，并不时还会提出一些问题；于丽听的也不错；最不感兴趣的就是金巍。当走到市政府门前看“树挂”的时候，我又给她们简单介绍了雾凇的成因，而且还专门照了一张合影。原因是那一时期，还未曾出现炭排放超标和地球变暖一说，故那时的“树挂”才比现在还要好上许多。
河南街是江城市的一条“百年老街”。每逢年节都是大人和孩子“寻开心和找乐子”的地方。当我们行至珲春街与河南街交汇路口时，在路旁一下冒出了卖“糖葫芦”、“”、“皂糖”、“烤地瓜”、“炒栗子”的多个小商贩。那时候的孩子平日里几乎吃不到什么好东西，所以俩外甥女和于丽见到这些“玩意儿”馋得又都迈不动步了。嘴最急的还是金巍，次之二迪，再次是于丽。我本来就是带她们出来玩的，故早已做好有限满足她们“舌尖要求”的准备。那时孩子们对甜品是“贪得无厌”的，吃了这样还想要那样。我们4人先来了两只“地瓜”，每人半只；然后又给她仨各要了一支“棉花糠”；接着是每人一只“糖葫芦”；最后我又买了一斤“糖炒栗子”边走边吃。而后在逛其它店铺时就是“走马观花”了。因买“衣帽鞋袜”不在本次计划之列，再说了我也根本买不明白那些玩意儿。
其二是，跟哥几个一道“拔皂糖”。在关东民俗里曾有“年年腊月廿三，人人竟食皂糖甜”的节日文化传承。千百年来，在华夏黄河以北区域，相传：每年小年之日若吃得一块“皂糖”可保年内“福禄双至，驱凶避厄”。正因如此，才让传统“皂糖”在每年的“小年”竟象北山“四廿八”庙会一样形成了“市场小气候”。为抢抓这一商机，母亲和贵章哥决定：今年一定要拔它200斤皂糖，然后在腊月小年那天拿出去售卖。为此，一过腊月十五贵章哥和老六就把200斤白糖买了回来，然后用每天晚上时间开始突击“拔皂糖”。
1982年是我家第一年尝试加工“皂糖”。由于事先没经过培训以为是个很简单的工艺呢，结果先由贵章哥熬的两锅糖全都翻砂报废了，心疼得贵章哥嘴都起了泡，全家人也都老上火了。见此情形，在屋里复习功课的老五扔下书主动从贵章哥手中接过了“熬糖”的技术活儿。还别说，这老五懒归懒，但他毕竟是个心灵手巧之人。经过几次尝试、琢磨，他终于掌握了“熬糖”的“火候”和“临界温度”把糖给熬成了。然后贵章哥、母亲、老六和我开始轮班地熬夜“拔皂糖”。现在看来，那点钱挣得实在是太辛苦了。在我的记忆里，正是那几天的“连轴转”害得母亲患了“冠心病”，且一直未能得到很好治疗，才让她在5年后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当腊月小年到来那一天，我们全家齐上阵在临江门和船营街共出了三个摊“卖皂糖”，还真就赚了不少钱。记得那天大家收摊时都晚上十点多了。给母亲准备的“生日宴”直到半夜11点才吃完。尽管如此，但当一家人把“卖皂糖钱”往炕上一摊并完成最后清点时，大家早就满心欢喜地把连日的疲惫不堪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其三，逛牛马行“置办年货”。年前那段时间母亲、贵章哥和老六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生意上，故把“办置年货”的差事全都一股脑地推到了我的身上。母亲和贵章哥的意思是，在准备今年的“年嚼咕”时要力求丰盛，不怕花钱。此外，姐夫金魁竺也说了今年的年夜饭还是由他亲自操刀“下厨”。
自打过了腊月廿五，我几乎是一天跑一趟牛马行“菜楼”采办年货。1982年，市场经济的大潮早已荡涤了从城市到乡村的各个角落。此时，各类果蔬、鸡鸭鱼肉蛋、海产品已极大丰富。只要腰包有钱，去牛马行转上一圈什么东西都能买到。大概到了腊月廿九，该办置的“年货”全办置“备整”了。当天，我只干了两件事：一是“烀猪肉”、“煮酱牛肉”；二是剁“饺馅”，备年夜饭。
三十上午10点，魁竺姐夫和淑峰姐就赶来了。同时还带来了一些做“年夜饭”所需的食材。姐夫进屋后扎上围裙就开始下厨了，他说今年计划做22道菜；淑峰姐进了屋后就开始贴“对联”、“福”字和挂灯笼。接下来我跟淑峰姐就是给姐夫做“年夜饭”打下手。
大约3点半光景，年夜饭基本准备就绪。我随后便去船营街头道码头接母亲了。当我和母亲推着“倒骑驴”回到老宅时，贵章哥和老六已先一步回到家中。老五和于丽及俩外甥女正做燃放鞭炮的准备。
进到屋里后，但见姐姐和姐夫已放好饭桌并上了十几道菜。
约在四点光景，老五在窗外正式放响了挂鞭。此时，整个城市都淹没在了鞭炮声中……就在这时，魁竺姐夫端着最后一盘“拔丝地瓜”走上桌来。于是“年夜饭”便隆重开餐了。只见魁竺姐夫举着酒杯高兴地提了第一杯酒：
“今天是1982年春节的除夕夜，看到以母亲为首的一家人经过一年的忙碌，共享今天的美好时光，我的心情也和大家一样高兴。
说心里话，我很佩服在座一家人面对困难所表现的顽强不屈精神。我深信，新的一年我们的生活会更加美好。最后我祝大家新春幸福！快乐吉祥！干杯！”说罢，魁竺姐夫率先饮下了这第一杯酒。
接着，淑峰姐、贵章哥、我和老五老六都分别提了自己的祝酒词，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良好祝愿送给了在座的全家人。
母亲今天特高兴，看得出生活带给她的压力明显弱化了，就连心情和每年都不一样了。只见她先拿出三个装着押岁钱的“红包”分别给了俩外甥女和于丽。随后说道：
“孩子们，你们个个都是好样的。首先，我要谢淑峰和魁竺，从镇赉回来这一年多让你们全家人跟我们受罪了，没有你们的帮衬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其次，贵章和久章也都做得很好，一边念书一边做买卖，读书挣钱两不误一下给我减轻了不少负担。老四这些年一直都是顾家的，他既孝心又有责任感，帮家里做了很多很多。
今年咱家的最大收获是搬回了临江门老宅。住的问题、吃的问题解决了，就剩一个花的问题了。待贵章、老六今年都上班挣钱了，日子自然就更好过了。来吧！为我们今年能过上更美好的日子干杯！”
说罢，母亲高兴地把一杯酒倒入了口中。
紧随着母亲话音，全家人也一并举杯喝下了这杯“跨年酒”。
1982年的除夕“年夜饭”是十五年里最丰盛的。不仅创菜品数量之最，而且烹饪技艺和菜品的“色型味”也堪称历年之冠。
吃罢“年夜饭”后，一家人又开始有说有笑地包饺子了。淑峰姐、姐夫、我和老五是当晚包饺子的主力军。母亲靠着“炕琴柜”悠然地抽着旱烟；贵章哥和老六躺在小北炕上小睡；三个小的坐在南炕炕头打着扑克牌。
为了让一家10口人欢度“除夕夜”，我老早就化好了“冻梨”、“冻柿子”，并备好了“糖块”、“花生”和“瓜子”，同时还从联营副食搬回了两箱“汽水”。
大约2个小时的功夫，我们就包完了300个饺子。这时贵章哥和老六也睡醒了。于是我提议由我们三、四、五哥仨陪魁竺姐夫玩一会儿扑克。对此提议淑峰姐深表赞同，并说半夜的饺子她去煮不用我们管。于是，我们4人坐在小北炕上便热火朝天地打开了“对主”……
1982年的“除夕夜”是我陈氏一家人真正意义上的“团圆年”。首先，这个年人最“全客”，10口人一个不缺；其次，人人都有满满的幸福感；再次，是丰衣美馔。总的来说全家人过得开心而又快乐，没有一丁点压抑感，堪称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令人难忘的春节。
大年初一的阳光明丽而又耀眼。当我清晨起来置身江边，“嚯”！一幅壮美如画的都市冬景立即出现在我的眼前：寒冷的江面上悬着一层薄雾，看上去就象一锅飘着蒸气的沸水，随着江水的缓缓流动，那层蒸腾的薄雾在松江中路二、三道码头大甩弯处便直上江堤，瞬间凝成挂上雪柳的霜花。而滨江十里长堤能以得天独厚的“雾凇”景观成为全国四大自然奇观之一，则正是冬日里的满江雾气对滨江柳堤的天然馈赠。隔江望向东南皑皑雪峰，那是乾隆皇帝御封的前朱雀，她象一座天然画屏护佑着吉林这方风水宝地。而同时被乾隆帝御封的“右白虎”就座落在距江边1.5公里的城市西南方位上。尽管建于雍正年间遥祭“长白山神”的望祭殿已不复存在，但她依然如天神一般守护着这座城市的南大门。此时，当我把目光远远望向十里长堤和江南大桥时，但见在明丽阳光照耀下由鳞次栉比街市和多拱长桥与薄如轻纱江雾构成的“江城冬景”就犹如一幅美仑美奂的天宫“海市蜃楼图”。“动”的是飘然的雾霭；“静”的是被江雾围绕的城市街区和江城大桥。正是这一“动”一“静”的景物与蓝天丽日的绝妙组合才让北国江城市成了享誉国内外的关东旅游名市。
趁着吃完大年初一饺子的闲暇时光，那一年我还礼节性地去给老邻旧居和儿时的玩伴赵华东、包立会拜了年。
我去的第一家是西屋老唐大婶家。进屋以后看到老唐大婶、大叔和丽萍大姐、丽花二姐都在家。我首先向二老深鞠一躬，然后说道：“大叔、大婶过年好！丽萍姐、丽花姐过年好！孝章给你们全家拜年了！”
见我前来拜年，老唐家4口很高兴。大婶一边把我让到炕边坐下，一边又让烟倒茶，同样对我给予了热情款待。唠了大概十分钟的闲嗑后，我便起身告辞了。
我去的第二家是金成章家。进屋后我同样先向成章父母鞠躬拜年。然后是他们给我倒茶、让烟。玉霞二姐和成章、成秀都在家。彼此相互寒暄过后，我便起身离开了老金家。
我去的第三家是儿时玩伴包立会家。按说包立会的父亲与我母亲是有旧怨的。但在我看来那是他们老一辈的事，与我们年轻人无关。本着“冤家宜解不宜结”的处世原则，进屋之后我还是给老包头两口子拜了年。然后便落座唠嗑。立会父母也热情问候了我母亲的情况，临了还让我转达他们对我母亲的问候。立会、立忠也都在家，他们对我同样给予了热情款待。十分钟后，我便告辞了包家。
我去的第四家是儿时的玩伴赵华东家。赵氏一家是山东人。父亲是裕华丝织印染厂的“大技工”；母亲是全职家庭主妇。华东是家中老大，身下有三个妹妹。在我的记忆里，华东家的饭我是没少吃的，他母亲是绝不讨厌我的，但和贵章哥之间却有些过节。当我走进华东家的时候，他们全家人都在家。我先是深鞠一躬向华东父母拜年：“赵叔，赵婶，孝章给你们拜年了！祝你们全家新春万福！”
见我年初一就登门拜年，华东父母非常高兴。于是把我让到炕沿边上坐下，然后就是点烟、敬茶好顿招待。说句心里话，在刚拜过年的四家中我对老赵家是最有感情的。正所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因为在那食不果腹的1965年，华东的母亲毕竟给过我多次吃食，就凭这点恩惠我都不应该忘了人家。仅此一点，别看华东妈表面凶得象只“母老虎”，但她的内心依然是柔软和善良的。
在华东家我大约坐了一小时。而赵氏一家对我的到来也极尽欢迎礼数，并给了我最热情的款待。
按照过年的惯例，正月初五、初六两天我还分别前往同父异母大哥陈翰章、二哥陈富章（后改名陈冰）家拜了年。
江城市第一建筑公司给陈翰章大哥家分配的福利房，是位于江南一建公司旁边的一栋职工家属楼的二层“二室一卫”70平米住宅楼。
见我前来串门拜年，大哥大嫂和侄子侄女们都非常高兴。
大哥陈翰章时年48岁，个头不高、长得不胖不瘦、黄眼仁、镶有一颗金牙，面色黄黑，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聪明、会说、有些文化、颇具城府，一看就是个既傲慢又不大听摆弄的主儿。
大嫂姓王，跟大哥同岁，人长得端庄秀丽，是个相夫教子和居家过日子的好手。她跟母亲从事着相同的职业。
大哥与大嫂共生养了1儿3女。侄儿陈庆时年23岁，在一建公司做“油漆工”；大侄女桂荣21岁在家待业；二侄女小霞18岁正在高中读书；三侄女小英16岁正在读初中。
当天大哥一家留我吃了晚饭。记得那天是大年初五。大嫂很麻利地就做出了八道菜。在吃饭的过程中，我又非常正式地给大哥大嫂拜了年。大哥也借着酒劲对我在工作及为人处事方面也给了好一顿叮嘱。整个气氛欢快而又愉悦。
从江南回临江门老宅我是一路顺松江中路步行走回的。夜晚的松江路华灯初上，江风凛冽。带着几分微醉，惺忪前行，那种忽忽悠悠的感觉竟让我一时间获得了犹如腾云驾雾般的轻松和畅快……
我是去过大哥家的第二天赶去二哥家串门拜年的。当时二哥家住“铁七条”的吉铁职工筒子房。面积40平方米左右。一家4口勉强住得下。赶到陈冰二哥家的时候，恰好淑峰姐一家4口也到二哥家串门拜年。如此一来小小的筒子间便显得十分拥挤了。
二哥时年45岁，中等个，长得瘦削白净，斯文儒雅，一看就是个聪明、机智、有文化素养，能与人友好相处的人。此时他已从铁路文化宫调至吉铁材料厂办公室工作。
二嫂李文英时年42岁，中等身材，长得肤白貌美，气质出众。她聪明、热情，有文化修养，能说会道，一看就是一个有个性、有主见的场面人。
二哥和二嫂共生育一儿一女。侄儿俊拔聪明、俊朗，正在小学读书；侄女俊妹长得白净、秀美，也正在小学读书。
二哥夫妇见姐姐一家和我一同前来拜年特别高兴。他原本就是个“美食家”，今天恰好给了他一展“厨艺”的机会。只见他把“煎炸烹炒熘”等高超“厨技”都使了出来，只用3个小时就把一桌16道高品质的菜肴做好了。
招待宴开始了。酒是必须要喝的。二哥准备了红、白、啤三种酒。我选喝了啤酒，姐夫喝白酒、淑峰姐喝红葡萄酒。
二哥做为东道主是第一个提酒的。只听他高兴地说道：“首先对魁竺妹夫、淑峰妹妹和四弟孝章今天来给我们全家人拜年表示诚挚地欢迎和感谢！做为兄长，值此大年初六我也要代表全家把新春祝福也一并送给淑峰妹妹、魁竺妹夫一家以及四弟孝章。祝你们在新的一年身心康泰！万事如意！”说罢举杯饮下了第一杯酒。
随着二哥的话音，姐姐、姐夫和我也都一同举杯喝下了各自杯中酒。
接下来是二嫂、魁竺姐夫、淑峰姐和我陆续提酒。大家均借提酒之机把美好的节日祝福送给了对方。
准确地说，在二哥家的这顿招待宴上大家的酒喝得还是很尽兴的。我光啤酒就喝了3瓶，那是我有史以来喝啤酒最多的一次。那顿饭，我们一直吃到晚8点才结束。当晚，我没有回临江门老宅，而是和姐姐、姐夫一道去了大长屯。
愉快的1982年寒假在不知不觉中接近了尾声。正月十八的早晨，我匆匆吃过早餐辞别了母亲和兄弟姐妹后便踏上了西去镇赉的行程。
据实而言，这次春节回家过年可谓诸事遂心。尤其是两年来让我寝食难安的一家人的“三大生存危机”得以彻底化解让我一下变得轻松了许多。我这个人从小就是个有着与家人强烈“休戚与共”意识的人，看不得家人在生活上遭受一点苦难。毫不隐瞒地说，这次离家西行能让我走得相对潇洒一些的本因：就是全家人的生存心态和生活状况发生了巅覆性改变，才让我有了“春风得意马蹄疾”的轻松感。
昨天晚饭过后，我跟母亲、淑峰姐、贵章哥就我的下步“人生走向问题”做了一次面对面的商谈。因为过了这个年我的实际年龄已经26岁了，若工作调转问题迟迟得不到落实，婚姻问题到底该怎么办？
看得出，当我一唠到这个话题时在场各位至亲的表情一下变得凝重起来。沉默了约有5分钟后，首先是淑峰姐率先打破了沉寂，她一板一眼地说道：
“关于孝章的返城问题，我跟魁竺的意见是不到万不得已就坚决不能在镇赉解决婚姻问题。因为一旦走了那一步，老四就只能在镇赉扎根了。这种结果别说母亲不能接受、贵章不能接受，我也是不能接受的！好在孝章是男孩，只要不过30岁咱就还能等上几年。贵章今年都29了，只要咱自身条件不差就不愁找不到对象。
眼下孝章调转不好办的原因是受身份制约。他不是国家干部，而是农场的以工代干教师。说白了他就是国有农林牧场的全民所有制职工。若研究调转，只能对口在江城农、林、牧场找接收单位，路径非常窄。目前走这条道的难点是，孝章没有专长根本找不到用人单位。即使能办成，一得有能打通市劳动部门的恰当人脉；二就是得花大钱砸。除此之外，似乎别无他法。”
听了淑峰姐的一番话，在场几个人的脸上又立马布满了愁云。
又闷了很大一会儿功夫，只见母亲把烟头狠狠地往地上一撇，语调沉重而又坚定地说道：“眼下孝章的事是我最大的心病，他一天不回到江城来，我就是死了都闭不上眼睛。淑峰方才的观点我非常赞同，婚姻问题还能容个三、五年，工作调转的事不到最后关头老四你可说啥都不能在农场找对象啊！另外，就按你姐说的，咱们现在共同攒钱、找关系，不管花多大代价都必须把孝章抠回来，这就是我的态度！”
母亲的话对于我们在场姐三个来说，无疑就是“圣旨”。只听淑峰姐和贵章哥二人齐声附和道：“好！就按妈的意思办！”
听了母亲斩铁截铁的表态，我被感动得泪如泉涌。见此情景，我不无感慨地说：
“妈妈，淑峰姐，贵章哥，我首先为拥有你们这样的母亲、姐姐、哥哥感到庆幸和骄傲。淑峰姐分析得一点不错，碍于身份限制，单以职工身份往回硬调的确比登天还难。凡事都要顺势而为，明知不可为而非要花大钱硬砸，我是坚决不同意的。我个人的意见：一是赞成缓找对象为寻求调转再争取3到5年时间；二是可否研究偿试一下别的路子，比如听说二舅现在大庆混得不错，看看有没有调去大庆的可能；三是等上3至5年后说不定农场以工代干教师还能迎来转干机会呢，若能等来那一步，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综上三点意见，就是我的态度。还望母亲和姐姐哥哥切勿为我的事太伤脑筋。我坚信：老天爷一定会为我的人生画上一个圆满句号的！”
母亲、姐姐和哥哥听我说完这番话都赞许地点了点头。而一个关乎我人生重大问题的讨论就这样定下了“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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