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风“曼丽”预计在三天后登陆，强度为九级。
这种等级的台风，对于水下工作者来说，强度极大极危险。无奈，项目组只能望江兴叹，等待风和日丽之日。
而就在等待期间，盗捞者葛俊被逮捕归案。根据他的供述，确实有一艘沉船，是在东海一座不知名的岛屿之下。至于沉船深度，大概在三十米之下，整个船倒扣在海床之下。
接到这一消息，匡有为立刻在“沉船项目组”群中发公告，要求今晚八点每个人都需要参加线上会议，不得缺席。
本来，如果项目推进顺利，这个群应该被命名为“长江口四号项目组”，但这不是八字还没一撇嘛！
晚八点，郭超仁、任燃各坐一个房间，老早就进了会议室。阳台上狂风怒号，把玉兰花刮得七零八落，漫天横飞，堪称毒辣摧花手，看得郭超仁心里一紧。
不过不用担心，对于早有经验的上海人来说，沙包是必备之物。重压之下，放在阳台上的物件都似有了主心骨，大有“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的架势。
一个团队也要有主心骨。不过，很遗憾，郭超仁也是刚刚才知道，赵函数身体抱恙在住院。郭超仁马上打电话问候了这位研究所的最高领导。
电话中，赵函数说，上海水下考古研究所暂由王逸少接管，要他们与国家文物局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上海市文物管理局、上海海洋科技大学无人艇工程研究院、上海打捞局等部门的成员精诚合作，有什么意见要敞亮着说，不能开天窗。
郭超仁知道，老赵对他的能力很认可，但对他“想一出是一出”的性格总是不放心。
大四时，因为导师王逸少的原因，郭超仁参加了“长江口二号”后期的发掘工作，得到项目组的一致认可。毕业后，郭超仁也顺理成章地来到上海水下考古研究所工作。
两年后，郭超仁就遇上了一个大项目，在一次文物普查中，位于长江口入海处的明代沉船被发现，命名为“长江口三号”。
这艘沉船在水下十三米处，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开展探摸工作并不困难。
借助水肺潜水装备、水下电视和相机，郭超仁和搭档陈安宇，在水下完成了探方布设、测量绘图、拍照摄影等工作。这之后，便要结合所绘制的平面图，制作一个模型，以便于进行复原和研究，对船体构件进行拆解。
所有流程都走得很顺利，但谁都没想到，在郭超仁这里居然出了状况。
原来，项目组研究之后，得出一个初步判断：“长江口三号”断代为明嘉靖年间，是一艘中等大小的福船，因为剧烈的撞击和撞击后的火情，船体受损极为严重，文物也散落各处，因此这艘沉船既不适宜打捞，也不必多花时间和精力去研究。
郭超仁当即表示反对，理由听起来似乎很充分：原址保护，会投入大量经费，反正都是花钱，还不如把钱花在研究上。万一在碎得稀烂的文物里，同样能读取出不一般的信息呢？
祁北川的眼风，从郭超仁扫到了王逸少脸上。王逸少明白那意思是，管好这小子的嘴！
实际上，在我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沉船都并不是非捞不可。
就拿“南澳号”来说，我国在2012年夏天将这艘沉船的出水文物载离，由汕头边防支队云澳边防派出所全程护送驶往广州。但他们没有带走“南澳号”沉船。
从这一刻开始，这艘沉船的守护工作，继续由边防官兵负责。偌多年来，他们通过雷达监测系统，对沉船的海域进行全天候无死角的保护，数次驱离可疑船只。
经过两次讨论后，项目组终于下了定论：原址保护。
郭超仁这次没有再说话，但他和潜伴陈安宇，却闷声做出了一件大事。未经允许，他们在打捞瓷器碎片时也顺手把一个颅骨拿出了水面。
据郭超仁自己解释，他摸着这颅骨是一个襁褓婴儿的，若是不打捞沉船，婴儿也得不到安葬，怪可怜的，不如“日行一善”，体现一下科技工作者的人文关怀吧！
此事虽然无伤大雅，但在讲究“高度服从”的项目组里，两个后生的私自行动未免太过奇葩。再加上，正好国家文物局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的卢主任，正驻扎在项目组里。发生了这种事，卢组长顿时怒气上涌，一张脸比乌鸦还黑，两片嘴比刀子还利。
眼见大领导动了真火，祁北川也不能护犊子。
当着众人的面，祁北川狠狠批评郭超仁、陈安宇一顿，又让他们停工作、写反思。此事对郭超仁的影响并不大，因为他素来脸皮厚、能屈能伸；但陈安宇却表示受不了这个委屈，一气之下竟离开了研究所，拉黑了所有同事的联系方式。
也包括郭超仁。也许，郭超仁的“能屈能伸”，遭到了陈安宇的鄙视。总之，陈安宇就像是人间蒸发一样，彻底消失在大家的视线里。
直到如今，想起陈安宇这么好的潜伴，郭超仁都忍不住惆怅，也忍不住隔空腹诽那个卢主任，当年若不是他揪着不放，研究所的人睁只眼闭只眼，也就“原谅”他和陈安宇的奇葩行动了。
何至于此！何至于此啊！
更遗憾的是，不知是否因陈安宇的离职受了刺激，祁北川在那之后总有些精神恍惚，最后竟然因避让不及横遭车祸。
事后想来，有些事未必有关联，但人们总是认为偶然之中有必然，结果之前必有因。郭超仁虽自诩为“阳光开朗大男孩”，有时也不免陷在回忆的苦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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