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廉鲜耻欲无度，
重刑重罚畏如虎。
奉法者强则国强，
设而不犯犯必诛。
9月9日晚上九点，作为ZGZY精神文明建设小组成员之一的段泽华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作业。
经过组织审阅批准后，他起草的《论重典与重刑》被发布在了方寸之间集团网站的企业文化栏内，全文如下：
法律的威慑和警戒作用应该要远远大于法律的惩戒作用，这才是法律作用最大化，法律成本最低化的订立原则和追求境界。
在我国古代数千年的社会发展中，由于90%以上的民众是文盲，真正懂律法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而且，中国古代的律法从一开始，实际上主要是基于德治、礼治和法治的混合思想。
黄帝言曰：“上下一日百战”。
意思是，如果没有制度、规则，以及法制的约束，人们的各种想法、认知、观点和主张就会时时刻刻交织在一起，各种矛盾会争执不断，上下一日百战的戏就会没完没了地上演。
西周时期最伟大的政治家周公曾经提出“明德慎罚”、“德法互补”的法律思想。
“德主刑辅”以德为主宰的中国古代法制体现了中华民族理性的法律思维。
春秋末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则提倡“礼法互补”，这也正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主导法治思想。
从隋朝正式确立三省六部制以后，六部之中的礼部基本一直是各个封建朝代最为尊贵的部门，也是名义上的六部之首。
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商鞅，主张“禁奸止过，没如重刑，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
商鞅主张“法之能行，自上守之”。
他主张“厚赏重罚，才能使人信任法律”，并做出了“以私害法者国必亡”的着名论断。
梁启超将商鞅列为中国古代六大政治家之一。
柏杨将商鞅列为中国六大宰相之一。
领袖曾赞赏商鞅变法，他说：“商鞅之法，是好法，是富国利民之法。
商鞅之法，奖励耕织，能够增进国民的富力。
鼓励军功，能够树立国威。
严惩奸邪，能够保护人民的权利。
严惩贪官污吏，有利造福人民。
统一度量衡，有利物资交流，促进生产发展。
实行郡县制，有益于全国政治统一。
这是我国从未有过的大政策，翻阅我国四千年的历史，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
战国末期，我国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主张“依法治国，人人平等”。
他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逸匹夫”。主张“重赏、重罚、重农、重战四个政策”。
《韩非子》现存二十卷共计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总结和阐述了“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的论断。
韩非子法家思想最伟大的实践者是秦始皇。
一部《韩非子》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三国时期政治家曹操的法治思想：“设而不犯，犯而必诛”。
贞观时期的法律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一个高峰，有一批贤臣良吏如房玄龄、马周、魏征等，所以贞观法律能够得到很好地实行。
安史之乱是大唐王朝快速衰落的起点，世人慨叹，“虽有贞观之法，苟无贞观之吏，欲其刑善，无乃难乎”。
意思是，再好的法律，还必须要有贤明廉洁的官员去执行，这也正印证了商鞅“以私害法者国必亡”的论断。
所以，任何时候，法治和吏治必须同等重视。
古希腊着名的哲学家、政治家和律师西塞罗有句名言：“自由就是做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事情的权利。”
我们现在有多少人言必称西方的人权和自由。
岂不知，他们所谓的人权和自由，已经是有意无意地踩在了法律的灰色地带，或者红线上，更是在恣意地踩踏着道德和伦理的花园或者庄稼地。
领袖一生中亲自批示处死了七名贪污犯：谢步升、唐达仁、左祥云、黄克功、肖玉璧、张子善、刘青山，其中黄克功是杀人犯。
他曾经说过：“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
我建议大家重读一下《资治通鉴》。
治国就是治吏！‘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
如果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国家还没有办法治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
杀张子善、刘青山我讲过：‘杀他们两个，就是救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啊！’事出无奈，不得已啊！
问题若是成了堆，就积重难返了啊！
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乱摊子，只好哭天抹泪地去了呦！
我们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绝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
不过，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就割谁的脑袋！我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的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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