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笠再次陷入沉默，他明白李传这句话真正问的是什么。
这不是在问自己占据晋城后要做什么？而是在问自己占据晋城后要怎么做？
这大概才是李传代表的同生道最关心的问题，因此之前一直没什么表情的李传，脸上明显起了变化。微微颤动的眉毛和嘴角清晰的表明了他内心的不平静。
这些细微的反应虽然掩饰的极好，但如今感官敏锐程度已经远超常人的唐笠却能够清楚的感觉到。
唐笠既然心里明白，就不想和对方打什么机锋，沉吟良久后才缓缓开口道：“实话实说，唐某和最开始的郑家村诸位兄弟起事，原因很简单，就是实在没了活路，只有奋起反抗才有一线生机。
后来的种种作为也是一样，就是为了能活下去。即便是死，临死也要拉个垫背的，也算是报了一点血海深仇，不至于像牲畜一般死的窝囊！
两次山中的反围剿是如此，趁着秦魏交战下山劫粮也是如此。
人要活命，总要吃饭，山中打猎又养活不了太多人；人少了又打不过围剿的官军。
不过我源于百姓、起于百姓，自然不忍祸害百姓，所以就在下山劫粮时尽力解救一下和我们自己一样活不下去的百姓。
这样一来，进山的人就越来越多，需要的粮食也就越来越多，不得已之下才试着冒险袭取晋城。
说白了，唐某和盘古军就是这样被逼着一路走过来的。
以后要如何做？该如何做？唐某实在没有太清楚的想法。
不过，起事这一年多来，唐某见了太多底层秦人百姓的困苦和绝望，多多少少也有了点粗浅的想法。既然李老问到了，我就随便说说。”
盘古军出现的时间并不长，行动区域也不大，特别关注的同生道自然对其做了不少了解。因此李传知道唐笠所言不虚说，心里也觉得唐笠的这套说辞没有任何问题。
唐笠看了一眼微微颔首的李传，继续说道：“唐某认为，无论如何做，无论何种学说、何种国策，最基本的都应该是人！
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无论是一个国家也好，一个族群也好，人都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
没有了人，什么朝堂？什么国家？甚至是族群都将不复存在。
因此保护人，才应该是一切的中心和出发点。”
唐笠一开始的时候说的还很慢，毕竟他在梦外那个世界也不是学什么哲学或者历史的，很多道理心里知道却从没有机会试着用语言清晰准确的表达出来。因此是一边想一边说，表现出来的就是斟字酌句的小心谨慎。
好在来到这个梦中世界一年多来，他在山中的时候坚持给大家伙洗脑。讲得多了自然在积累经验的同时也会有所体会、有所思考，说着说着就就越来越顺，甚至越说越嗨了。
“唐某这里说的人，不仅仅指的是普通百姓。而是包括了种地的农夫、制作器物的工匠、流通物品的商贾、经营百业的平民、救死扶伤的医者、制定国策、治理地方的官吏和保家卫国的士兵等等所有能为国家、族群作出贡献的人。
唐某更愿意把这些人称之为人民，而人民才是一切的基础和力量源泉！
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势力想要强盛，活民、保民是最基本也是必须要完成的任务。而让人民不仅仅吃饱穿暖，还能吃得好、穿得好、活的有尊严、心中有追求才是终极目标！
做到了基本才能去谈其他，才能期望人民懂礼仪、知廉耻、守律法、团结一心抵抗外辱。
做到了终极目标，国家自然强盛，朝廷自然政令畅通、天下自然就会太平繁荣。”
唐笠虽然自己说嗨了，却也没忘了观察李传的反应。
而李传面对这番“理论”，脸上的表情可谓是精彩纷呈。
不是唐笠说的有多新鲜，而是表达方式对这个时代的人来说十分新颖。
直白，却又没什么毛病，甚至和各家学说的思想都有契合。
如果李传也是一个来自梦外世界的人，他一定会给唐笠的这番实际上又大又空的话一个十分准确的评语，那就是“政治正确”！
无论是“活民、保民”，还是让人民“吃得好、穿得好、有尊严、有追求”，任你是哪家的学说也不能说出半个不字来。
就算是最严苛、最变态的战时法家，表面上也得举双手赞同，那些“愚民、弱民”的观点也只敢写进仅供帝王研读的《商君书》中。
唐笠从李传的反应中看出了认同，这才接着说道：“这些太远太空，更像是一个理想。想要完成理想就必须要脚踏实地的从头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
所以盘古军现在要做的一切都必须要紧紧围绕活民和保民这两点。
民以食为天，人要活下去首要的就是必须得有饭吃。
粮食从哪来？
土地。
因此，让耕者有其田应当是必须立刻就做的事情。”
唐笠的说辞终于绕回了实际，李传的思维也终于跟上了节奏。听到这里脱口而出道：“计口授田？”
唐笠闻言就是一愣。
这个词儿他听过，但具体措施是啥就不清楚了。
李传看出了唐笠的疑惑，知道他是个有些见识但只是不成体系的家伙，于是尽量简单直接的将自古以来的土地制度解说了一番。
其实所谓“计口授田”虽然最初出现在二十八世兴武皇帝平定天下时，但实际内容其实自古早就有之。
所有的土地制度究其实质，其实就是土地的所有权问题。
上古时期不提，西周时期的“井田制”大概是最早有明确记录的土地制度。
井田制下，所有土地均为周天子所有。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贵族和国民仅有土地的占有权和使用权，因此不能随意买卖。
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就来历于此。
其实就是土地国有制。
各级土地占有者一般将土地分成九区，中间一区为公田，周围八区为私田，因划分形似“井”字，故得名。
土地的具体耕种者除了底层国民，更多的是奴隶，他们需要首先要为土地占有者无偿耕种公田，然后才能耕种自己的私田。
随着人口的增长和耕种技术的提高，私田越来越多，井田制逐步瓦解。
春秋时期，周天子统治地位名存实亡，土地国有的基础不复存在。为了应对频繁战争的巨大消耗，各诸侯国开始对公田和私田同样收税，客观上承认了土地私有。
也就是土地国有制和私有制并存。
到战国时，商鞅变法明确规定“废井田、开阡陌”，正式实行土地私有制，允许土地买卖。至始皇帝统一六国，下诏“使黔首自实田”，土地私有制正式得到全面确认。
土地私有制能够极大的激发人民耕种开荒的积极性，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无法避免的土地兼并。
底层百姓一旦遭遇婚、病、葬、灾等重大变故就只能卖地，没了土地后就只能成为佃户、隐户甚至流民。
而相对于底层民众，拥有大量土地的大地主隐匿土地数量、逃避缴税义务的能力无疑更强，不但使得国家的税源逐渐枯竭，甚至开始与国家抢夺人口。
这些人中实力小的是各地方大小不一的豪强，实力大的则与政治权力深度结合后形成了所谓的世家大族。
到王莽篡秦前，土地兼并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因此王莽建新朝后才会托古改制，其意图其实就是将土地重新收归国有。
古时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财富多来源于土地，这种断绝大小地主根基的做法自然不受待见，引起的反弹让篡秦前一帆风顺的王莽迅速败亡。
只是新末大乱让天下人口损失大半，人少了，空出的土地就可以再分一轮，这其实就是光武中兴的真相。
到了二十六世灵皇帝时期，土地兼并再次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加上边患不止、各地灾患不断，黄巾之乱实际上就是再也活不下去的失地百姓的一次总爆发。
大将军唐宏前期的功绩除了征服大漠消除了边患，就是在并州屯田安置流民，后来又推广至冀、幽二州。
所谓的屯田其实就是土地国有制，屯田百姓就相当于是国家的佃农。之所以说是佃农而不是普通百姓，是因为屯田制下耕种者需要上缴的产出比例非常高。
但为了应付庞大的平叛战争消耗，国家对屯田百姓的压榨过重，根本无法持久。更重要的是屯田制下百姓很快就没有了垦荒的动力。
费力垦出来的荒地也不是自己的，还得多缴一大笔粮食，屯田百姓又不傻。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并缓解矛盾，朝廷先是规定新垦之地归垦荒者所有，这其实就是承认了部分土地的私有。
可是接下来的问题又来了。
如果你是一个农夫，就算私田和屯田需要缴的税一样多，你是更愿意耕种自己的私田？还是更愿意耕种归朝廷所有的分配公田呢？
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屯田的土地都是熟地，产量更高，大家可能还更愿意种屯田。
但几年以后呢？
新垦的私田成熟了之后，百姓们肯定就更愿意在属于自己的私田上下功夫。
因此还没等到天下再次平定，朝廷就不得不再次进行了改革。
说白了，屯田就是个应急的过渡措施，谁都知道不是一个能够长期实施的政策。
鉴于历史上血的教训，全面恢复土地私有制自不可行，计口授田就应运而生了。
所谓的“计口授田”也叫“均田制”，其实就是将按人口平均分配的土地进一步细分成了两部分。
一部分归私人所有，可以继承，允许自由买卖。
一部分为国有，只是租给百姓耕种，百姓无权买卖，耕种者死后收归国有重新分配。
均田制能够很大程度上抑制土地兼并，却无法做到完全避免。
因为当私田被兼并完毕后，已经尾大不掉的大地主们就必然会将目光瞄准国有土地。而兼并了大量私有土地后的大地主已经重新进化成了世家豪族，垄断了权利和财富的他们自然有得是办法侵吞国有土地。
当国有土地被侵吞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国家就难以为继了，大乱随即再次爆发。只能等到大乱让天下人口大减之后，空余出的荒地再次重新分配一轮，才能进入下一个轮回。
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的治乱有着很明显时间周期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唐笠梦外那个世界的历史上，这个周期就是改朝换代；而在梦里这个世界的历史上，则是一次又一次的所谓“中兴”。
相比最初的土地国有制的低效不被百姓接受，和私有制无法避免的土地快速兼并，均田制能够更好的平衡两者之间的优缺点，因此虽然屡有改动却大体一直被历代统治者沿用。
直到诸胡南下乱华，这个制度才被野蛮的迅速摧毁。
野蛮的诸胡的社会结构实际上一直处于奴隶时代，入主中原后自然认为所占之地都是部落首领的，种地的秦人就是会种地的牲畜而已，哪有资格拥有土地？
他们一边圈占大量土地给自己的族众作为牧场或农场，一边往死了压榨实际在土地上耕作的秦人农夫。
说白了就是严酷到极致的屯田制，耕种者上缴的比例定的极高，基本上就是只给种地的秦人百姓留下一点勉强活命的口粮而已。
不过客观规律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胡人的屠刀也无法解决所有问题。
极限的压榨必然导致生产效率的不断降低，而持续的战乱又让各胡族势力同样需要更多的钱粮财富。
但是给秦人分地又是不可能的，那要怎么保证粮食这个古代最重要的战略物资的产量呢？
于是短暂消失的均田制慢慢的又被胡人重新捡了起来，只是此“均田制”已非彼“均田制”了。
两者最本质的区别就是私田的所有权归属。
二十八世兴武皇帝时推行的均田制，私田部分的所有权是归耕种者个人所有的，可以继承、可以买卖。
而胡人实行的均田制，私田部分的所有权是归耕种者的胡人主子所有的，只是产出的上缴比例相较公田稍低一些而已。
其最大的改变其实是部分放开了对底层秦人的人身束缚，允许他们开垦荒地，扩大产出基数。这样多种一亩地就能多一分结余，客观上提高了秦人农夫垦荒的积极性。
那么私田和公田都不允许买卖，是不是就不会有土地兼并了呢？
并不是。
想想也不可能。
胡人政权的土地所有权并不在国家，而是划分给了各个部落，说白了就是归各部落的首领和贵族所有。
部落之间甚至部落内部也是存在相互兼并的。
比如突厥分裂为南北两部后，南下九部在并州的土地甚至残余部众就被分给了留守的七大部。
因战争男丁损失较大的小部落的土地，第一时间就会被大部落兼并，甚至不管是土地，根本就是连人口都一起吞并了。这本就是胡人千百年来的规矩。
部落间是这样，部落之中也是这样的。
一家的男人如果都战死了，按照胡人的传统，他家里的老幼妇孺就会被部落分给其他家，那他家原有的土地和附属在土地上的秦人奴隶自然也就被部落收回了。这些收回的部分如果重新分配给其他人还好，可惜更多的时候都被部落首领和贵族们的私吞了。
频繁的战争使得这种方式的土地集中速度非常快，而且部落中的土地兼并方式还不止这一种。
因为土地实际是归各部落的少数上层贵族所有的，所以事实上是可以买卖的。
如果一个胡族小户因为各种天灾人祸或者干脆就是因为染上了恶习败光了家产，那他就只能将名下的土地和奴隶卖给能出得起价的部落大贵族以渡过难关。
这样一来部落中的土地也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集中，甚至有越来越多的底层胡人也变成部落贵族的私产，只是身份和待遇总要比秦人奴隶高一些罢了。
这也是胡人入住中原后，战斗力无一例外的迅速衰减的原因之一。
除了因为生活上的富足消磨了其尚武精神，使其不愿意再像其祖先那样拼命之外，身份上的起落变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时间的事情就是这样，如果不是刻意设计加上严格监督，通常都是赢家通吃的。伴随着土地的失去，实际上卖地的人通常都会失去一切。
因此，随着时间推移，很多最底层的胡人百姓其实生活的也没比秦人百姓好多少。
江南的南晋虽然依然实行的是均田制，但也和最初的均田制大为不同了，基本上相当于大秦朝末期均田制彻底崩坏前的状态。
具体说来就是私田已经被大量兼并到了各地的世家大族手中，公田也有部分被侵占，只是还没到让百姓活不下去的那个临界点而已。
当然，其中也有南北方因为气候差异，百姓忍受的极限不同的因素。
北方气候寒冷、降水也少，粮食亩产相对南方偏低，而南方因为气候温暖湿润，粮食亩产更高，所以南方百姓的忍受极限相应的就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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