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生道这个名号诞生于梁末晋初，可具体起源于何时，李传这个元老也说不太清。因为它本就是个融合的产物。
在这个生产力远不够发达的时代，出现已经超过八百年的科举虽然让知识的普及面大大提高了，却依然还是少数人的专属。
李传虽然通过这段时间和唐笠的接触，判断唐笠绝对是读过书的，却并不认为他的学问有多么渊博。这一点从唐笠平时那毫无文采的语言和歪七扭八的烂字中就能判断得出来。
所以为了让唐笠对来龙去脉有个比较清晰的了解，李传是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开始讲起的。
春秋是华夏的思想大启蒙时期，各种学术流派不断涌现，百家争鸣的同时，相互之间也在不断的交流和融合。
至战国时逐渐形成了几个主要流派，其中一些还被当时的诸雄国所推崇采纳，比如秦国赖以强盛和统一天下的法家，以及鲁国一直信奉的儒家。
这些思想流派各有其纲领和侧重，其中最适合乱世的就是法家、兵家和纵横这三家。
最后，以法家立国的秦国统一了天下，法家自然而然的也就成了最为兴盛的学派，也就是世人常说的官学。
而在秦国崛起和统一的过程中同样发挥了重大作用的兵家和纵横家也同样十分兴盛。
但那时这三派学说甚至很多其他学派之间的泾渭其实并不不十分分明，很多有名有姓的杰出人物都是集各派之大成者。
比如吴起、乐毅等人就既是兵家也是法家；张仪、苏秦虽然以纵横家闻名于世，却也同时兼修法家。
还有一些学派存在着某种传承关系。
比如儒家的孔子就曾向道家的老子求学问道。
一些学派还衍生出了不同的分支。
比如法家就分为法、术、势三派；道家则衍生出了以黄老学派为主流的诸多分支。
更有一些学派本就是融合众家之后的产物。
比如神秘的阴阳家就是融合了道家、儒家、兵家，甚至墨家等多种思想的产物。
秦统一六国后原本延续了法家的治国思路。但那时候的法家治国措施更像是一种战时法治，统一前好用，却并不太适合结束了五百年战乱的治世。不但东方六国的百姓难以接受，就连在其下生活了一百多年的老秦人慢慢的也觉得不堪重负。
这才有了始皇帝死后的天下大乱。
继皇帝位的二世扶苏性格宽厚，从小就被当做继承人培养的他很早就意识到了历代先皇的治国策略并不适合统一后的天下，需要有所改变。
但历来学术之争的惨烈和血腥丝毫也不比战场厮杀差，因为这说白了就是利益之争。
打个比方。
秦国总共有十个官位。原本这十个全都是法家弟子在做，现在突然要让出五个，法家能乐意？
丞相李斯就连同为法家的韩非都容不下，非要搞死不可，更何况是其他学说？
李斯其实只是一个代表，真正的阻碍是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或者说是阶层。
比如秦国本来就有一百个法家学子苦学多年在等着做官。本来那十个官位都是他们的，突然有人告诉他们，你们能等的只剩五个了，另外五个得给研习其他学说的学子。这些人能干吗？
别说法家不干，其他学说也未必乐意。凭啥我们只能去做法家挑剩下的官？
还有一个问题。
国家一共十个官位，法家五个、道家一个、儒家一个、名家一个、墨家一个、杂家一个，那朝政到底听谁的？
谁不想当老大？谁不想像当年的商鞅一样痛快淋漓的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啊！
那时候的读书人可不像后世那样没有节操，甚至可以说节操那是高的有点太过清高了！为了理想，性命什么的压根不是首要考虑的问题。
当年商鞅为了实现政治抱负连命都可以不要，由此可见那时候的各家在这一点上的执念有多强烈。
于是，一方面法家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让其他学说进入朝堂，其他学说也不愿意给法家做跟班，最后的结果就是秦国依然法家独大。
在这个过程中，各学派的表现不尽相同。
如杂家、农家、纵横家这种原本在秦国就有根基的没太大反应，总之他们的所长也不在治国策略上；道家讲究清静无为也不怎么争；儒家的态度就是不合作，他们在政治上的独占心理甚至比法家还要更强。
反应最激烈的当属墨家了，主张“兼爱非攻”的墨家早在统一之前就和血腥征伐的秦国翻了脸，而信仰坚定且组织严密的他们也同样被任何一国的统治者所不喜甚至忌惮。
其实始皇帝当年也做了二世扶苏同样的努力，统一之初就尝试着引入其他学说来改良法家。儿子都能看出的问题，千古一帝又怎么会意识不到？
可惜在内外都得不到支持的情况下彻底失败了，不但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还在过程中受了不少气。
性格强硬的始皇帝一怒之下开始收拾那些不合作者，这也是所谓“焚书坑儒”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实真相也并不是后世流传的那样，始皇帝烧的主要是各国的史书，这是历来开国者都会做的一件事情，总得让天下人尽快忘掉前朝嘛！当然过程也必然会顺手灭掉一些让始皇帝厌恶的其他书和人。
而所谓坑儒，其实杀的多是坑蒙拐骗的骗子术士和庸医。其中有没有一些激怒了他的儒生呢？肯定也是有的，毕竟屠刀一旦举起，很难避免殃及无辜。
始皇帝放弃引入其他学说的同时也意味着深深的得罪了他们，而作为舆论操控者的他们自然不会说他的好话，这些人和残存的六国旧贵族结合后，煽动舆论就是必然的了。
始皇帝统一后的五次出巡，与其说是巡游天下，不如说是在利用个人威望镇压天下。而他的威慑力也确实足够，虽然各国故地始终暗流涌动，但在始皇帝死前始终没人敢跳出来公开叛乱。
可惜人寿终有尽时，雄才伟略的始皇帝最后一次出巡时病死沙丘。镇压天下的神器没了，各地的叛乱立刻风起云涌。
篡诏上位的胡亥在位的三年，和神一样的猪队友赵高一起不但将秦国的根基关中搞得乌烟瘴气，各地郡县也被各种乱命搞得一团糟。其后席卷天下的叛乱更是将朝廷派往各地的官吏一扫而空，法家的力量因此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这却为扶苏的变法改革创造了先决条件。即反对改革的内部阻碍力量被极大的削弱了。
扶苏夺回皇位后又用了十四年时间陆续平定了各地的叛乱，期间不断向温和宽松方向调整的国政策略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由此，道家的治国理念开始进入朝堂。
而随着各地叛乱的失败，大批与叛乱者合谋的各家顽固精英成为了陪葬者，改革的外部不合作力量也遭到了致命打击。
最重要的是，自始皇帝崩到二世扶苏再次平定天下用了十七年。十七年的天下大乱让所有人都意识到了法家存在的巨大缺陷，引入其他学说对法家进行必要改良逐渐成为了天下人的共识。
“天下苦秦久矣”的另一种解读其实是“天下苦秦法久矣”。所谓“矫枉必须过正”，替代行事激进暴戾的战时法家最好的选择自然就是最为温和宽松的道家。
而且二世扶苏在平叛过程中逐步采纳的很多道家治国理念，也的确在稳定民心上起了巨大且明显的作用。
因此，到圣皇帝扶苏统治中后期，“无为而治”正式成为了基本国策。声名狼藉的法家退居幕后，道家成为了国策制定的主导学说，最终形成了“外道内法”的实际格局。
道家的“无为而治”并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不乱作为，即政府不过多地干预民众、充分尊重客观规律，发挥民众的创造力。
基于此而广为实施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国策不但极大的安抚了“苦秦久矣”的天下百姓，同时还在恢复国力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到秦四世时，大秦的国力不但彻底恢复，且达到了极为富庶的程度。据说当时国家仓库里的铜钱因为太多来不及用，就连串钱的绳子都烂掉了。
不过凡事有利有弊，过于温和宽松的黄老之学有利于恢复民生、提升国力，却在中央集权和凝聚国力上有着明显的缺陷。
以至于到五世武皇帝时，大秦国内外的问题已经累积到了让武帝无法忍受的程度。
对内，各地豪强势力不断膨胀，土地兼并愈演愈烈，部分世家大族初现雏形。
对外，不但无力对抗军事力量极其强大的匈奴，致使其胃口越来越大，不但屡屡寇边，兵锋甚至一度逼近了都城咸阳；甚至连秦朝旧将割据的岭南地区也一直没有实际统治。
雄心勃勃的武皇帝继位后决心改变，初期的诸项革新却受到了朝中大部分大臣的反对，这些人多是因循守旧的道家信徒。
为改变这种局面，武帝就需要扶持新的势力来对抗守旧的道家老臣。
法家虽然刚烈，名声却太差，天下人对其接受度很差；墨家没落多年，且其对匈奴问题的态度更加侧重于防守，更重要的是因为历史原因行事隐秘、人才凋零；其他各家学说则更多的是偏重于一隅，不适合作为整体国策。
这时候，多年来注重传道授徒而民间基础很好的儒家就顺理成章的进入了武帝的视线。
当时的儒家既不是后世的儒家，也不同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不断自我更新、调整之后非常合武帝的胃口。
尤其是儒家中公羊派的“尊王攘夷”和“十世之仇，尤可报也！”等思想不但极对武帝的胃口，也非常符合当时百姓“血亲复仇”的朴素观念和愿望。
为了实现自己的壮志，武帝开始大力扶持儒家，很多儒家弟子开始公开进入朝堂，甚至很多道家朝臣也逐渐开始兼习儒家。
儒家也确有其所长，在武帝内制豪强、北击匈奴、南收百越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
不过秦匈之战前前后后一共打了一百三十年，其中最激烈的四十三年都发生在武帝时期，之前三位先帝的积累并不足以支撑这种连年累月的战争消耗。
为了聚集财富以支付战争开支，武帝不可避免的走上了穷兵黩武的道路，比如其就曾颁布《告缗令》来洗劫天下商贾。
而要做到这一切就更加需要一个强大的理论基础，而经过大儒董仲舒进一步改造的新儒家学说正好符合了武帝的需求。其中极力倡导的“大一统”和“君臣伦理”等观念完美的迎合了武帝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
对董仲舒的新儒学仅仅是扶持还不够，心急到急功近利的武帝想要的是全国上下思想上的绝对统一，这样才能压制朝堂和民间的不同声音。
于是，武帝进一步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由此，道家开始没落，百家逐渐凋敝，儒家不可阻挡的开始了一家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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