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讨厌活着。”
46岁的小川和宏坐在大阪难波警察署的问询室里，对着两名警察说出了这句话。
几个小时之前，他放了一把火，烧死了16个人，臭宝们也许有去过大阪旅行的人，我猜你们肯定都去过心斋桥。沿着心斋桥那条商店街一直往南，只要一站地就是“难波”。
难波要比心斋桥更“本地化”一些，少了许多给游客购物娱乐的设施，而服务于本地人的网吧、卡拉oK甚至是情人旅馆则更多。Nmb48 的舞台，也在难波车站前。对大阪本地的年轻人来说，北有梅田、南有难波，这两个地方几乎聚集了大部分的夜游人群。
在日本的“网吧”，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业种：有只提供电脑和椅子的“网咖”，有除了电脑外，还可以随意借阅漫画的“漫画网咖”，更有可以借出电影（包括成人电影）dVd的“试看网吧”。这些网吧无一例外地提供无限续杯的饮料、随时送到座位上的外卖。条件中等的有带一人高左右围墙的“单间”，更高级的里面会摆上一张沙发床，带淋浴、健身设施等等。总之，由于日本网吧行业竞争较为激烈，因此各家网吧都纷纷尝试为客人提供“宾至如归”的服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酒店、旅馆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它们的收费要比住酒店低很多。
这样一来，在日本就催生出了一个阶层。这个阶层往往要么是离家出走，要么是没钱租房，同时岁数相对年轻，习惯了网络生活。他们来到网吧里，经常是“长期居住”，每天付个2000日元左右的网费，就能在网吧里面解决吃喝拉撒睡等等问题。
这个阶层，被称为“网咖难民”。
根据日本厚生省的统计，2007年日本全国的网咖难民人数约为5400人，年龄阶段以20-40岁为最多。男性60%，女性40%。其中90%左右的网咖难民的收入在每月10万日元（6000人民币）以下，75%的人沦为难民的原因是“付不起房租”。
你可能会觉得6000人民币不少了，但其实因为网咖难民主要聚集地区是东京、大阪、横滨、名古屋、福冈这些大城市，生活成本本身就很高，因此6000元左右的收入真的可以算是贫困线了。
情况还在越变越糟：2016年日本厚生省再次进行了统计，这次统计的范围是东京地区。统计结果表明，人群分布变成了30-50岁，人数（东京地区）从1900人变成了4100人。在短短不到10年的时间里，网咖难民的数量已经成倍增长，而且更为恐怖的是：10年前已经是网咖难民的人群，到现在依然没能脱离这个群体。
网咖难民的生活，也许真的如同泥沼一般，让人无法脱身。
时间回到2008年的10月1日。这天凌晨1点左右，两名中年男子摇摇晃晃地闯进了位于大阪难波站前的一幢大楼一层的网咖。一个身材瘦弱，脸瘦长，另一个五短身材，圆脸，还带了个渔夫帽。这两个人看起来明显是喝了酒，满嘴酒气。在缴纳了包夜的网费之后，两人分头扎进了自己的单间。
两人其实是只不过是一对酒肉朋友，瘦长脸名叫小川和宏，东大阪人，43岁，无业，以吃低保为生；圆脸的叫青柳英夫，41岁，在难波车站前以摆摊看手相糊口。小川和青柳在3、4天前才刚刚相识，当时小川手里刚刚领到了10月份的政府补助金，于是兴高采烈地准备痛快喝酒，在酒馆里碰上了正在为钱发愁的青柳。小川不但请青柳喝了酒，还带他去澡堂子洗了个澡，在网咖里住下。
小川这个人的性格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只要手里有钱，他就会拿去赌博、喝酒。赌博赢了钱就去花街柳巷风流一下，输了钱就干脆一个月都捡便利店的过期盒饭吃。这样的性格，让他手里根本留不下什么钱，更别提什么未来的好日子。
人怎么能活成这个样子呢？其实几十年前的小川，活得要比现在好得多。
小川和宏，1965年5月19日出生于东大阪市，家中是由务农转为城市居民的普通家庭。父亲早死，母亲一人将他带大。18岁从高中毕业后，小川正好赶上了日本80年代的快速发展期，于是被松下电器召入工厂，先是一名装卸工，很快便转为了一名流水线工人。几年之后，他在母亲安排的相亲中与妻子相识并结婚。夫妻两人像那个时代普通的日本夫妇一样，陆续生了两个孩子，一儿一女，日子过得平静温馨。
1991年，小川和宏的母亲从文职警察的岗位上退休，拿到了一笔退休金。母亲知道小川和宏家中的住房本不宽裕，于是便用这笔钱给他在大阪门真市买了一栋三层的一户建。之后，母亲将乡下的房产变卖后，用这笔钱给自己买了养老医疗保险，之后便搬进了小川家，与自己的儿子一家同住。然而到了2001年，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松下公司宣布了大幅裁员 —— 小川和宏也位列裁员名单之中。
实际话说，这一批的裁员其实条件相对不错：企业会按照工作年限给出一笔补偿金 —— 对于之后几批被裁员的员工来说，就没有这么好的待遇了。小川在拿到了1000多万的退职金之后，可以说是兴高采烈地回到了家。然而，妻子对丈夫小川这种不考虑未来的做法，感到了相当的不快。
“1000万日元要是拿来开店都不够，更别提以后孩子们的学费，还有我们两人的养老了！”
迫于来自未来生活的压力，小川和宏开始每天外出去“找工作”。但其实，这段时间里他往往是早上离家之后，便找一处僻静无人的空地，呆呆地坐上一整天 —— 他一无高级文凭，二无除了流水线外的其他工作技能，三也没有什么社会关系，想要找到工作的话，就只能去干那些修路、挖下水道等等的体力活。小川觉得那样不够体面，但他也没有什么门路摆脱中年失业的困境，于是就任由日子一天天虚度过去。
小川一天天躲到外面去，家里面却打得不可开交：自己的母亲和媳妇每天都吵个不停。最开始是因为小川失业，母亲心疼他，希望他在家开个小店；而妻子则认为丈夫这人不图上进，开了店也肯定很快赔本关张。两人的对立逐渐变得越来越激化，越来越尖锐，小川看到这样的局面，更是选择了彻底逃避，每天躲出门去，求个耳根清净。
尽管在这一时期里，小川和宏找到了一个开出租车的工作，但由于他工作态度消极，经常开着车去自己兜风，很快便被出租车公司所辞退。
2002年底，妻子愤而离家，带着一双儿女回到了自己娘家。而小川也干脆不去求妻子回家，彻底卸下了丈夫和父亲的责任的他，根本不想着再找份工作，而是在家游手好闲。刚刚37岁的他，很快便像那些已经退休了的老头一样，频繁出入于小钢珠、麻将馆，到最后开始整天整天泡在赌马场里。
赌博让他找到了刺激的快感，也让他手里的几千万退职金如流水一般一去不返。
得知了丈夫这个情况，妻子向小川提出了离婚，并且主张要小川将一半退职金付给自己，作为儿女的养育经费。小川和宏不同意，因为其实那1000多万退职金，此刻已经挥霍得一干二净，小川此时甚至身上还背着几百万日元的债务。据当时熟悉他家情况的亲戚回忆，小川的母亲其实在2000左右就已经确诊癌症，到了2002年就住进了医院。在和妻子分居的这段时间里，小川挥霍无度，有时甚至直接闯进母亲的病房，当着护士、其他亲属的面，直接向母亲要钱。
此时，就在他为了支付离婚费用而发愁的时候，母亲去世了。
母亲的去世给小川留下了5000万日元的人身保险金。他喜出望外，干脆地将欠妻子的离婚费用付清之后，自己彻底恢复了“自由之身”。对于母亲的葬礼，小川办得马马虎虎，根本没有通知任何亲属，便草草将母亲火化后下葬。
2004年秋天，小川一跃成为了难波这地方的“大金主”。他购置了进口轿车，和难波附近的几家高级料理店的老板混得相当熟，更在最高级的酒廊里长期包养了两个20出头的美女。几千万的资产说去就去，但又说来就来，这样的生活让小川和宏产生了一种错觉，感觉自己的人生突然变得无比幸福、自由。但其实，一直以来缺乏对未来生活规划的他，马上即将坠入谷底。
小川最初的计划，其实是用母亲身后留下的保险金，买下几块地皮，然后靠出租过上“收租公”的生活。带着这个想法，他不断出入高消费场所，大摆阔气，一方面他安慰自己是在“积攒人脉”，另一方面他觉得这也是“商务考察”。然而，就在这样的过程中，自己手里的钱却像雪融化成了水一般，静悄悄地流走了；等他想起来自己“投资计划”的时候，手中的现金又陷入了捉襟见肘的状况。
为了维持自己和那几名陪酒女郎的关系，小川变卖了汽车，甚至卖掉了自己原来的一户建筑房，搬入了一间狭小的公寓间中。从母亲过世，到他卖房卖车，中间只经过了短短的两年多时间。
即便如此，小川依然在那些女孩面前“摆阔气”。其实做陪酒这一行的女孩，因为经历的事情多，所以眼光都实际得很。在看到小川和宏逐渐穷酸下去后，女孩们纷纷跟他断绝了来往。而据公寓中的邻居反映，小川也开始在2007年年中这段时间里，变得古怪起来：他经常只穿一条内裤，在楼道走廊里走来走去，从来不与人打招呼，嘴里念念有词。
很快，因为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小川和宏连这最后的一间公寓房也保不住了。在拖欠了近半年的房租之后，小川和宏在2008年年初，被房东赶出了公寓。
咎由自取，不断坠落到了人生谷底的小川和宏，此刻萌生了用赌博来“翻身”的想法。于是，他找到了自己之前便打过交道的高利贷公司。而这家公司在调查之后发现，小川和宏不仅没有偿还能力，而且之前还多次拖欠过债款，于是便一口回绝了他。
小川和宏不死心，在苦苦哀求之后，对方提出了一个条件：卖身份。
卖身份这件事，其实在岩井俊二的电影《燕尾蝶》中曾经出现过。简单来说，日本和大多数国家一样，有许多社会信用服务，是与一个人的身份捆绑的，例如个人贷款、人身保险等等。只要你具有可供查实的身份证明，那么以个人名义去申请这些服务，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
小川找到高利贷公司后，对方将他推荐给了一伙黑社会。在这里他被安排认一名素不相识的男子为父亲，并且进行了养子手续。按照日本的继承法，养子与亲生子女具有同样的法律权利，而当养子死亡后，养子的人身保险金同样可以被养父母所继承。毫无疑问，黑社会下一步的目标，就是要制造一起可以让小川“意外身亡”的事故。然而小川此时还浑然不知，他拿着这伙人付给他的一笔“卖身费”，又开始夜夜买醉。
据小川的一名老朋友回忆，在案发前一周左右，小川突然穿着风衣，带着墨镜来到了许久没有露过面的小酒馆，进门后便熟络地跟店里的人们打着招呼，还跟店主炫耀自己的墨镜上面的奢饰品LoGo，举手投足都显得发了财的样子。然而尴尬的是，店里的人们其实都不认识他，于是他在招摇一圈过后，只好自己自顾自地坐下来点酒，一边喝一边强行拉着身边的人聊天。夜深了当客人们都纷纷离开的时候，小川还在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喝着酒。
小川和宏坐在网吧的单间里，稍微有些强的空调让他渐渐清醒了下来。他本想脱掉外套，倒头便睡，但当他把外衣和长裤都脱掉之后，酒劲却退了，耳畔的各种声响逐渐清晰起来。
在深夜2点的网吧里，此刻坐在一个个单间里的人，其实十有八九都是网咖难民。他们白天去打零工挣钱，此刻正是睡熟的时候。有人打呼噜，有人吧唧嘴，有人上厕所后在冲水，还有的人在一边看小电影一边自慰... 这些悉悉梭梭的细小的声音，此刻都向着小川和宏的耳膜袭来。
他也许是想到了自己不久之前花天酒地的日子，又或是妻子、父母、子女都还在身边的平静的生活。在经历了大富大贵又一贫如洗的日子之后，他第一次觉得自己的人生是如此失败，如此悲惨。
“我不应该跟这些失败者成为同类的...”
“我的人生到底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自怨自哀了几分钟之后，小川和宏开始点燃单间里的纸巾、报纸，并且把点燃的报纸塞进了随身携带的背包里。尼龙材质的背包也开始燃烧，他又把包扔在了填充了大量易燃泡沫的沙发上。
此时是2008年10月1日的凌晨2:55。在这间网吧里，此刻有26名客人和3名工作人员，大部分的人都已经睡着。走廊里堆放着新运来的，成捆的漫画杂志。拐角处的自动售货机，店员已经把它的门打开，无精打采地往机器里填充着瓶装饮料，而饮料箱则歪七扭八地堆放在店门口。
火苗很快蹿到了房顶，将吊顶熏黑。热浪被中央空调的风道吸进去又从别的出风口排出来，很快，火焰从地板和天花板两条路径，迅速包围了这间并不很大的网吧，浓烟滚滚。
3:00，大楼楼道里的火灾报警器响了起来。在值班室里的管理员以为又是哪个冒失的人在烟雾探测器下抽烟，于是直接将警铃关闭。
火势烧断了天花板上的电缆布线，网吧迅速断电。而此刻，很多熟睡中的客人刚刚被惊醒。眼前的一片漆黑，让人们惊慌失措。起火的小川和宏所在的单间，恰好位于狭窄走廊的中部 —— 而这个网吧的设计，是屋里只有一条通道。火势的扩大，将坐在里面单间的人们与出口分割开来。但退一步讲，就算火势没有如此凶猛，人们也很难找到出口，因为这家店里根本没有可以点亮的逃生指示标牌。
原本应该齐备的灭火器、指示牌、自动报警器，因为10月1日当天恰好是每年的检修日，全都没有安装到位。而自动喷淋设施，由于套内面积未达到消防要求的强制配备面积大小，所以业主干脆直接将它省略掉了。
刚才还在无精打采地打扫卫生、填装饮料的三名工作人员，此刻已经借助自己地形熟的优势，打开了大门，逃了出去。而幸运地坐在靠外单间的顾客们，也跟着服务人员一起鱼贯而出。小川和宏此时也混在人群之中，跑了出去。只留下了16名被大火困在网吧深处的顾客，在屋里孤立无援。
人们灰头土脸地跑到了楼下，此刻是3:20。小川和宏穿着短裤和衬衫，狼狈而彷徨地站在原地，望着燃烧的大楼底商网吧。过了几十秒，他像是意识到了什么，转身便走。一名同样跑出来的客人拉住了服务员，说：
“火好像就是从他的隔断里烧起来的，可能是他放的火！”
服务员们上前拦住了小川和宏的去路。而小川也不坚持逃走，而是说：
“我抽烟不小心，点燃了手边的纸巾。”
当警方继续追问细节的时候，小川重复着一句话：
“对不起，我有律师，我叫律师来。”
赶到现场的难波署警员，将小川和宏带回了警署进行问话。
“我讨厌活着，我想死。”
小川和宏其实并没有什么律师，他只是在对警方虚张声势。“我本来是想自杀，但是等火烧起来了的时候，我害怕了，所以我逃了出来。”就这样，警方几乎没费什么精力，小川便一五一十地将自己放火的事情供述了出来。
10月2日，小川和宏的第一版口供记录完毕。内容完全与他在作案当天向警察所供述的内容一致，承认了自己厌世、想要放火自杀的打算。事实清楚，就这样警方的初步调查宣告结束，调查结果为小川和宏因对生活失去信心而选择自杀，但在点火后放弃了自杀的念头，最终自己逃走，酿成了这起火灾悲剧。
当天下午，警方对小川和宏进行了正式逮捕。
另一边，火灾现场的清理工作也在进行着。从现场消防队员们搬出了总共15具遗体，全部为男性。起火点如小川和宏供述所说，位于他的18号单间之内，并且消防员从18号单间里找到了尚未完全烧光的背包。在对包内物品残骸进行确认后，证实这确实是小川当天背的包。
从现场中救出的唯一一名尚有心跳，但陷入昏迷的客人，在送到医院后救治2周后也宣告死亡。最终火灾总共造成了16人死亡。警方对死者的身份辨别时也遇到了一定的困难：3名死者的身上没有携带任何证件，所以直到10月24日，所有16名死者的身份才得到了证实。
死者中年龄最小的25岁，最大的61岁，死因全部为一氧化碳中毒。
由于火灾发生在一楼，所以楼上的租户和住户们也受到了不小的惊吓，人们在撤离大楼时引发了一阵骚乱。根据统计，最终有9人负轻重伤。
葬身火海的16名遇难者中，根据媒体的各种走访发现，其实大多数都是有各种各样生活困难的人 —— 否则也不会成为网咖难民。这里面有自幼被父母抛弃，长大后一边打工一边寻找自己被送去其他孤儿院的弟弟的青年，有49岁被公司离职，儿子欠了一大笔钱，最后自己卖房还债之后正在准备重新创业的老年人，也有和小川和宏同龄，先前染上毒瘾，但坚持戒毒后正在自学编程的中年。在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网咖里，其实每一个看似破落的人都还怀有向上奋斗的理想，但在这个夜晚，却全部被小川和宏的一把火，断送了许许多多的希望。
2008年10月22日，大阪地方检察院以杀人罪、杀人未遂罪、纵火罪对小川和宏进行了起诉。2009年9月14日，大阪地方法院对此案开始公开审理。
开庭后，由于小川和宏在审讯期间始终对警方保持配合，因此检方认为这起案件的审理会相对简单。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小川和宏在法庭上突然拒绝认罪。他说：
“我承认是我抽烟时失火，但我并没想过要故意放火。”
小川和宏的翻案，并未否认自己与火灾有关，而是避重就轻，将“故意纵火”转为了“过失失火”。法庭宣布暂时休庭。在休庭期间，辩护方和检方对小川的放火动机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辩护方坚称小川并无故意纵火的想法，但检方提出，小川将点燃的纸巾塞入书包内引燃其他物品，并在之后将已经燃烧起来的书包放在沙发上的过程中，他始终并未呼救，也未对他人提醒起火，自己也没有任何主观的救火行为，所有这些都足以说明小川是在故意纵火。
2009年12月2日，大阪地方法院对此案进行了一审判决，认定小川和宏故意纵火、故意杀人罪名成立，判处死刑。辩护方当庭提出上诉。
2010年11月30日，大阪高级法院对此案的上诉进行了审理。在辩护方陈述中，小川和宏提出“自己遭到了警方的逼供”，“警方的审讯在火灾之后直接进行，当时脑子里很混乱，一片空白”，并以此为理由，要求认定自己的供词无效。然而，在调取了小川和宏的审讯监控资料后，检方证实了小川在受审时，警方并未采取任何过激越权的审讯手段。2011年7月26日，大阪高级法院驳回了小川和宏的上诉，维持原判。
2012年6月23日，小川和宏的律师团再次提起上诉。2014年3月6日，东京最高法院做出最终裁决，小川和宏维持原判死刑。
但这起案件并未到此结束。
2014年9月开始，日本律师联合会对此案提出了多次重审请求。而在请求案件重审时，辩护方拿出了一个新的证据：
律师们委托一家建筑公司，使用类似的材料，重建了一个1\/20大小的案发前网吧模型。在当时小川和宏所在的18号单间中，他们尝试点火重现现场，但是发现火情并未能够像案发当晚那样扩散。而结合了火灾现场的情况来看，律师们又发现了几个疑点：
第一，小川所在的18号单间的天花板只是被熏黑，并未烧透。如果起火点位于小川的单间的话，律师们认为这里理应是火势最严重的地方。然而作为对比，9、10、11号单间的天花板被彻底烧穿，火势要比18号单间强很多；
第二，小川所携带的书包如果是起火点的话，以书包的材质重新进行的燃烧实验发现，这种书包没有任何阻燃剂，会在十几分钟里烧光；但是在小川单间里发现的这个书包，在被找到时依然有一半左右没有起火燃烧。
因此，小川的辩护团队提出，在2008年10月1日案发当晚，小川和宏所处的单间确实有起火，但真正导致整个网吧燃起大火烧毁的，应当是位于网吧9号单间位置的火源。也就是说，在小川和宏点火的同时，还有另一处火源也燃烧起来。
而这处火源的纵火者，才是整起事件的罪魁祸首。
巧合的是，9号单间的客人已经在案发当晚窒息死亡。9号单间彻底烧毁，没有任何遗留物品。而在辩护团队提起重审申请的时候，案发地的大楼早在2011年便被拆毁，改为了一处停车场 —— 进行现场再次勘察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尽管辩护方提出了这个新证据，但法庭在咨询了火灾现场专家的意见后，认为：
1，在没有外界干扰的情况下，自然界中发生的火灾，往往起火点附近的受损最为严重；然而在2008年10月1日凌晨的这起火灾中，由于现场人员较多，火灾延烧的情况受到多种情况的影响，因此无法简单用“燃烧最严重的地方就是起火点”来进行判断；
2，小川所携带的书包没有完全烧毁，这与起火时书包内的物品有很大关系。辩护团队进行的燃烧实验是使用的新书包，而小川这个书包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而且包中当晚所装物品也无从查清。
就这样，最高法院认定辩护团队所提出的新证据，不足以推翻大阪府警方最初的火灾分析报告，因此依然维持原判的死刑结果。
2021年1月12日，辩护团队再次向最高法院提出的新的“模拟燃烧报告”，要求此案继续重审。而从第一次审判结束之后，小川和宏一直被关押在大阪监狱中，等待死刑的执行。
案子讲到这里，对于大多数的同行来说，其实就算是讲完了。但在本人这里，这还远远不够。
先来问一个问题：“小川和宏既然想死，他为什么不自己自杀？他为什么选择放火？”
熟知国内各种民间俗语的朋友们肯定会想到一句话：“死也要拉个垫背的。”很好，让我们从这句话开始下面的内容。
对于“死”的恐惧感，是任何动物都会表现出的一种生存本能。生物学家们发现，自然界中的动物在出现自杀行为时，往往受到两种因素的影响：其一是生物信息素，例如蜜蜂、蚂蚁，在种群的生存条件受到威胁，缺乏食物时，种群的首领会释放信息素，使一些个体自动离群死去；而另一种情况是寄生虫，例如铁线虫，它们为了完成自己的传播过程，会将被寄生的生物引向水边，淹死在水中，从而使自己可以脱离宿主。
所以在人类社会中的自杀现象，其实在自然界中并不多见。而在自杀行为中，其实有一定数量的“自杀”，并不是“自己一个人独自去死”的。
2011年，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疾病控制中心的报告显示，该年度美国有接近100万例自杀报告（包括尝试自杀、自杀未遂），而自杀身亡人数为人。在这起自杀中，有624起涉及到了第三人的他杀死亡。
“自杀中的他杀”，所表现形式是想要自杀的人，会在自杀实施之前杀死别人 —— 这里面有特定的对象，也有随机的非特定对象。在英语中这被称为 murder-Suicide，谋杀自杀。
根据统计结果，谋杀自杀的实施者接近100%为男性，而且普遍具有“被社会孤立”、“长期抑郁情绪”、“对他人嫉妒”、“曾经尝试自杀”的特征。事实上，在我们经常听说的美国校园枪击案中，有很多案例都显现出了“谋杀自杀”的典型情况：凶手往往并不合群，被同学排挤，而且大部分凶手会在警察到达之前选择自杀 —— 这证明他们并不是走投无路而畏罪自杀，而是为了完成他们自杀计划中的最后一步。
在日本发生的案件中，其实也不乏类似的例子：从战前的“津山都井睦雄灭村案”，到2019年5月的“川崎登户小学生无差别杀害事件”，其实从作案的过程来看，都属于“谋杀自杀”。然而很遗憾的是，关于谋杀自杀的相关研究，最早也是从1990年左右才开始开展的。尽管根据美国和日本的统计结果表明，大约有5%左右的他杀与这种“谋杀自杀案”相关，但关于这一行为的成因，还未受到各国足够的重视。
以小川和宏的这一案例来说，他的这种境遇其实与之前讲过的很多案例，具有相当的相似性：被社会孤立，被家庭成员抛弃（当然这是他咎由自取），他的赌博癖好和浪费癖好，其实有相当可能性是用来排解他自己的抑郁情绪。他是否嫉妒同龄人？
这是一定的，否则他不会刻意去用母亲留下的大笔人寿保险金，去模仿同龄的那些有钱人的做法。他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人生合理的规划，甚至连眼前的短期计划都无法制定遵守。他大概没有危机意识，所以才能够在毫无收入的情况下，依旧放心地挥霍甚至是去借高利贷。
但就是这样一个毫无责任心的失败者，却亲手葬送了16条鲜活的，抱有或大或小的希望的生命。这不是社会所造成的悲剧，但却是一个国家的悲剧，更是这个社会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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