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各国选派的法官，此时正在陆续赶往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各国派出的法官，给予了高规格的待遇。他们被安排住在当时东京最豪华的饭店--帝国饭店，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带办公室和阳台的套间，配有高级轿车和专职司机。
让梅汝敖感到高兴的是，他到东京不久就遇到了过去的老友，教育部次长兼中央大学校长顾毓秀。顾毓秀受政府之托，前来考察战后日本教育现状。
两人见面时，顾毓秀将一把宝剑赠给梅汝敖，梅汝敖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个故事，梅汝敖说：红粉赠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我既不是佳人，也不是壮士，不敢当，受之有愧。
但顾毓秀郑重的说：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万中国人民和千百万死难同胞，到这个侵略国的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壮观的吗？君不为壮士，谁为壮士？
梅汝敖接过宝剑，拔剑出鞘，看着寒光闪烁的剑锋说：中国的檄文里常有这样的情景，若是手里拿了尚方宝剑，就可以先斩后奏，但如今是法制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倒真要先斩他几个，才解我心头之恨。
时间在一天天过去，东京审判开庭日，也因为方方面面的缘故，一再向后延迟。盟军总部的国际检察局压力非常大，他们不仅要搜集证据、审讯犯人、录取口供，还要从日本政府的档案中，查找可以作证的文件，采录证人证言。
到了1946年春天，国际检察局对在押战犯的经历、职务和罪行，基本了解清楚，对战犯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也有了更多的掌握。此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撰写起诉书，起诉书的中国部分，自然就落在向哲俊身上。
撰写起诉书首当其冲的问题是，控诉这些被告犯罪行为的时候，从什么时间算起呢？国际监察局内部对此发生了严重分歧。
一种观点认为要从日本偷袭珍珠港算起，因为正是这一事件，才引发了他对一系列亚洲国家的战争。另一种观点认为，应该从1937年，日本在卢沟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作为起点。还有的观点认为，要从1931年日军占领中国沈阳算起。
中方检察官向哲俊向国际检察局郑重提出了，中国的起诉时间以1928年日本在中国制造皇姑屯事件，作为起点。
为什么向哲俊要把皇姑屯事件发生的时间，作为控诉罪犯的起点呢？
1927年夏天，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组成军政府，执掌政权，控制着山东、河北、平津和东北地区。
张作霖曾经得到过日本人的支持，日本人也希望利用张作霖的势力进一步霸占东北，但他毕竟是中国人，对日本越来越过分的种种侵略要求，他不是委婉拒绝，就是借故拖延。
此时，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恼羞成怒，决意除掉张作霖。就在张作霖决定从北京撤回关外东北的时候，日本人觉得机会来了。
就在1928年6月4日早晨，日军在皇姑屯炸死了张作霖，这就是震惊全国的皇姑屯事件。
后来的采访中说道：“日本在皇姑屯这个地方把张作霖被炸死了，大家一定不要低估炸死张作霖这样的，他所包含的外交的政治上的，国际关系上的含义，张作霖是谁，张作霖是当时的中国政府，合法的中国政府，因为当时的南京政府还没得到外交承认，国际社会承认的北京政府对实际上的国家元首”。
利用阴谋炸死一个国家的元首，这不是国家间的战争又是什么呢？向哲俊的主张占了上风，并最终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季南接受。于是，1928年1月1日，就被正式确定为对日本战犯起诉的起始日。
就在国际检察局紧锣密鼓，赶制起诉书的时候，澳大利亚法官卫勃来到东京，卫勃爵士刚刚成为澳大利亚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三个月前，这个澳大利亚法官被麦克阿瑟任命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厅长。法官们就审判的程序和具体工作细则进行了反复磋商，为即将开始的审判做好准备。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法官大体上相处融洽。卫勃甚至主动声明说，大家最好不要叫他爵士，那样显得太客气了，就叫老卫得了。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办公地点和审判地点，设在东京新宿区市之谷原日本陆军部大厦，日本人习惯的把这里叫做军部大厦。
这里最早曾经是日本陆军学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军部大厦成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神经中枢。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设在这里，用意十分明显。审判大厅是利用军部大厦的礼堂改建的，相当气派。
在各国检察官和助手们的通力合作下，起诉书的撰写工作终于在1946年4月28日全部完成。起诉书最终确定了共28名日本被告。
一天以后，起诉书被送到巢鸭监狱28名被告手中，巢鸭监狱里异乎寻常的一片寂静。28名日本战犯面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他们的正式指控，白纸黑字，触目惊心。交织着阴谋与血腥的往事，浮现在他们眼前，丧钟就要敲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尘埃落定，盟军占领日本，为了惩罚战争阴谋的制造者，同盟国相继在欧洲与亚洲组建国际军事法庭，对德意日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狂人进行审判。这是同盟国的集体意志。
中国政府派出了自己的检察官向哲俊和法官梅汝敖前往东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和盟国的同事们并肩作战，一场世纪审判即将拉开大幕。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的前一天，5月2日，法庭做了最后一次隆重的彩排。但就在这次彩排中，一场尖锐的冲突，几乎差点毁掉即将开始的东京审判。造成这场冲突的原因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们的座次安排。
之前采访中说道：那么这里边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按照法官，最高法官的排名呢，我们是排在第三位，但是呢，这个梅汝敖法官一直坚持我们要排在第二位。那么这里面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就是说在整个远东战场或者太平洋战场上，中国付出的牺牲是最大的，中国就是对日本抵抗的时间最长。那么就是说我们应该是排在美国的第二，就是说是算为这个最有力的一个同盟国，第二方面就是说我们知道九月二号在密苏里舰上有个投降的，日本投降的仪式，那么在这个仪式上呢，也就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名的，我们也是排在第二。
那么从这两方面来讲，我们在法官的座次上，也应该是排在第二，我觉得就是说梅汝敖、中国法官坚持这一点是非常有道理的。
虽然法庭宪章对此并没有明文规定，但法官座位的排列次序却极为敏感，法官会议曾有过激烈讨论。照理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是由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受降各国所派遣，法官的席位当然应该以受降签字的先后为序。
即按照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印度、新西兰、菲律宾的顺序排列。这样，卫勃的左右手应当是美国和中国法官。
但庭长卫勃却不喜欢这个安排，他想让两位和他亲近的英美法官坐在他的左右手，中国法官梅汝敖主张按日本投降书签字次序排列。
由于法官们争执不下，梅汝敖就幽默地提议道，如果庭长和大家不赞成这个办法，我们不妨找一个体重测量器来看看个人的体重是多少，然后按照他来安排席位，体重的人居中，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最公平、最客观的标准了。
这话引得哄堂大笑，卫勃边笑边说，你的办法很好，但它只适用于拳击比赛。梅汝敖说，假使不照受降签字的次序，那么我认为称体重，就是唯一可以采取的标准。卫勃始终没有表态，直到开庭前的一天，终于摊牌了。
这一天是法官席位次序之争最尖锐的一天，用梅汝敖的话说，就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天。5月2日上午，法庭书记官紧急通知各国法官，下午四点举行开庭仪式预演，到时候要拍照，要穿上正式的法袍，做好准备。
当11国法官来到法庭内的法官专用休息室的时候，庭长卫勃宣布说：排列次序是，美国、英国、中国、苏联、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荷兰、印度、新西兰、菲律宾。
卫勃还郑重补充道，这是经过盟军最高统帅部同意的，梅汝敖对卫勃的话感到突然，他说这个安排是荒谬的，究竟用意何在？我不能接受这种安排，也不打算参加今天的预演仪式。说完，他离开休息室，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脱下法袍。
卫勃尾随梅汝敖来到办公室解释说，美国法官和英国法官坐在我的左右手，主要是因为他们对英美法程序更熟悉一点，纯粹是为了工作上的便利着想，丝毫没有歧视中国的意思。
梅汝敖不同意，他说，这是国际法庭，不是英美法庭，我看不出有英美居中的必要。
卫勃说，照现在的安排，你的近邻将是美国法官和法国法官，而不是那位俄国将军，这对你将是很愉快的。
梅汝敖冷冷一笑，“庭长先生，我不是为了愉快才来到东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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