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一词，始见于汉。汉时杨子云《长杨赋》中道：“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籍翰林以为主人。”本意为文学之林，即文翰荟萃之地。到了唐代，“翰林”正式成为官署名。自唐以降，历朝皆设翰林院。早期的翰林院是“为天下艺能技术见诏者之所处也”，乃网罗天下各式英才供皇帝之需，后逐渐成为参政、修史的枢要机构。
到了明朝，太祖朱元璋很早便设置翰林院，其功能定位为辅政智囊团。但是当时由于丞相的存在，翰林院实际只是个空架子，因此朱元璋在废中书省与丞相之后提高了翰林院的地位。自此，翰林院的功能定位发生了些许改变：首先，接手丞相的行政工作，分担皇帝的工作压力；其次，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供皇帝驱使，加强了皇权；再次，作为官方编史、修史机构，掌握全国舆论的重要话语权。
而从选举设官等方面看，大明的翰林院制度较唐、宋、元等朝更为完善，可以说是集历代之成。大明翰林官的选拔与科举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尤其庶吉士制度的创立，保证了翰林官的素质。在明初，由于翰林官主要通过举荐和征召的途径选任，因而素质不一，甚至鱼龙混杂。洪武十八年，庶吉士制度正式设立，使翰林院制度与科举制度形成了紧密的联系，最终形成了“非进士不入翰林”的局面。
庶吉士制度又称馆选制度，简单来说就是朝廷通过科举考试选取优秀人才成为庶吉士，并对其进行专门培养。也就是说，被选为庶吉士就意味着取得了成为翰林官的预备资格，再经过三年“以朝臣为师、以经史诗赋为课”的学习培养后，便可参加“散馆”考试，成绩优秀者即被授予翰林官之职。
有明一朝，先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庶吉士，再通过学习、考察成为翰林官，这是人才进入翰林院的唯一途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入阁为辅臣的重要途径。
然而，这一使翰林们引以为傲的制度似乎遭遇到了一点小小的挑战——有一人年仅八岁、黄口小儿，身无功名、妄称儒童，竟然堂而皇之的成了翰林之官。
昨日消息传来，翰林院颇受震动，继而议论纷纷，导致几位出身翰林的讲官回到院中，几乎被人当做内奸给骂死。
除了同知经筵事的申时行本官是礼部右侍郎、讲官顾养谦本官是工部郎中之外，剩下的陈经邦、沈鲤、许国、张位、陈于陛五人，因为本官就在翰林院，实在避无可避，被一众翰林官堵门“拜访”。
几位翰林出身的讲官们再三解释说高务实那个官儿只是在翰林院挂名，实际上即非常设，也无品级，劝大家不要过于激动。又纷纷拿高务实那《龙文鞭影》来说事，力证自己几人绝非毫无风骨地附和皇帝，确实是因为高务实“其年齿虽幼，才堪一用”。好说歹说，总算保住了自己的身家性命。
为何区区一个太子伴读、假侍读学士，竟然会惹得这些清贵文臣们如此激愤？其实说到底，根源还是翰林官的定位问题：清贵！
明初，仿元制，翰林院被称为翰林国史院，秩正三品。虽然后来经过改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基本格局大致相似，其正官，包括学士一人，正五品；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各二人，从五品。其属官，包括侍读、侍讲各二人，正六品。其史官，包括修撰，从六品；编修，正七品；检讨，从七品。另外便是庶吉士，没有品级，也没有定员。
大明的翰林院品级的确不高，低于前代翰林院或者同类机构，但是由于其靠近权力中心，是专属于皇帝的重要的中央秘书机构，直接为皇帝提供服务，因而备受皇帝重视。其与内阁之间，是非常有联系的。
以上这些，可以说是“贵”。那还有“清”呢？
翰林院直接受命于皇帝，承担备皇帝咨询、修书撰史、起草诏书、为皇室成员侍读、担任科举考官等职责。学士负责撰写、详正文书，考议制度等，同时备天子顾问；侍读、侍讲负责为皇室成员讲读经史；修撰、编修、检讨等负责撰修实录、玉牒、史志诸书等。
除此之外，翰林院的职责还包括掌管科举事务、教习庶吉士、组织重大典礼、稽查理藩院档案等等。凡此种种，理论上都是些名义很大，但油水很少的差事，因此而“清”。
众所周知，大明的官员俸禄在历朝历代中倒数第一，本来这“头把交椅”应该是清代，但自雍正后实行了京官双俸禄制度，外官养廉银制度，官员的待遇得到了很大提升。而大明的京官是出了名的穷，要不是有地方上的冰敬、炭敬等孝敬，京官们单靠自己的俸禄甚至养不活一家人，而其中翰林官更是穷官中的战斗机。
翰林之所以最穷，根本原因就是在于它其实并不是一个行政机构，手上没有权力，只能靠点工资度日。大明的翰林院严格意义上来说都不能算是一个正式的衙门，说它是一个培训机构似乎更为确切，翰林们实际上是大明帝国的后备人才——高层后备人才。
但是穷是暂时的，翰林这个身份蕴含着无穷的潜力。因为，翰林院是有明一朝科举精英荟萃之地。明初时，翰林官皆由皇帝特简或举荐，洪武年间，翰林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他途选入的，到了景泰年间，翰林院中非进士出身的还有十之四五，而自那以后，则逐渐被科甲进士所垄断。
此后，想要进入翰林院就只有两种情况：一是殿试中的一甲前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三人直接授予翰林院修撰、编修等官；二是馆选，也就是从二甲、三甲进士中选文学优等即及善书者为庶吉士，当然前提是要经过考试，即“朝考”。考试录取者进入翰林院学习三年，优秀者留翰林院。
翰林官平时的工作虽然“清”，可一旦升迁就会有常人不具备的优势。比如，大明官制中就有规定，南北两京的礼部尚书、侍郎，吏部的右侍郎，非翰林不任。六部尚书由翰林出身者，则兼翰林学士，侍郎则兼侍读、侍讲学士。
另外，辅导太子为职的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经局的官员，无论何品必带翰林官衔：詹事、少詹事带学士衔，春坊大学士不常设，庶子、谕德、中允、赞善、洗马，则带讲、读学士衔。也就是说，这些辅佐太子的官员，将来新君即位，便可成为新朝重要成员。
还有，主管国家教育的国子监也与翰林有密切的关系。尽管国子监也是个是清水衙门，可它担负的是国家教育大计，因此明代官制中规定，国子监最高长官祭酒及司业非翰林出身不能迁转。
按照高务实的理解，明朝的翰林官不仅作为侍从机构影响着方方面面，而且担负着为国家重要部门输送人才的任务。如果说国子监是育才、储才之所，那么翰林院就是养官、储官之地。
说到这里，读者诸君就一定明白了，翰林们在翰林学习的三年期间，那是名副其实的穷，可为何进士们哪怕挤破脑袋都想往翰林院中挤？道理很简单，因为毕业之后，他们的就业前景远远高于一般的进士。
一个进士如果被外放为七品知县，那么就意味着他要一级一级地慢慢升迁，而庶吉士一旦毕业，就有可能一年几迁，而且将来还有很大机会入阁，成为国之辅臣。
最后还有一个说不定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翰林出身的官员死后还有一项极大的殊荣：他们可以以“文”为谥，譬如文臣的最高谥号“文正”——你不是翰林出身，那就想也别想，这也是很多进士想法设法也要成为翰林的目的之一。
正是因为习惯了这种“清贵”，翰林官们哪怕穷得喝风拉烟，心理优越感都是很强的，对于一个“不够格”的“同僚”，当然也就格外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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